央企清欠民工工资8.2亿:行政清欠治标,法律清欠治本

——行政清欠治标,“民告官”才能治本

        针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国务院常务会议曾特别要求:抓紧开展清欠专项行动,切实解决政府部门和国有大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2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中央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8.2亿元已全部清零;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已清偿839亿元,清欠进度75.2%。(新浪新闻2月26日)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很大程度上在于最小层级的包工头确实没钱可发,这使得他们在无法应对时只能跑路路,但这说起来好像是道德层面的事。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却不能简单归结为道德层面的事。因为他们手里确实没有钱,应到账款根本没有打到他们账上,他们本身也是被欠者,本质上与农民工的处境是一样的。

        按着目前的工程建设招标程序,由其是政府部门的工程,都会按招标程序包给符合资质要求的施工方,并将之确立为总包方,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一定按合同马上付给工程款。而在总包方二次招标发包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拿到工程款,那么下个层级的包工头同样也不会拿到应有的工程款,大家一层压一层,都是自己在垫资施工。

        而这一垫就不知要垫到什么时候,与此同时,农民工的工资也就不可能有着落,如果正赶上过年,那就更是遥遥无期的事。因而,不仅是农民工被欠薪,其实也是小包工队被欠工程款,而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账看没钱拿的年关。然而,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特别要求,已经被落实到了相当给力的程度,央企拖欠农民工工资8.2亿元已全部清零。可以说,被欠薪的农民工,头上已是一片晴空。

       但这片晴空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农民工被欠薪,每年都成为社会关注的新闻焦点。但其实,这已不算什么新闻,而是往复循环的老生常谈,除了发生的时间地点是新的,核心诉求却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农民工要拿工资回家过年,但包工队却没钱可发,而双方的矛盾却又常常被误读为包工方的道德问题,最后只能像这次一样,由国家来出面以行政方式解决,而一下欠薪,还会在不远处等着。

        因此,总是由行政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事,并不该成为常态,因为这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经营问题,这一切的根本,从长远来看本身应当由法律解决。从欠薪链条可以清晰看出,一些工程出现了欠款,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工程没有按时结款,而一些政府给出的原因是“上面的工程款没有到位,所以也是没钱结款”,而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源头所在。

        由此也可以看出,只要是政府的工程,即使没钱也照样可以开工,因为与政府签定的合同,本身就有着公信力的背书。然而也应当看到,一些政府的工程项目已越来越不把公信力当回事,只要合同签了,即使不给工程款,施工方也必须按期施工,否则,将来结款就会更难。

        显然,这是一种强硬的姿态,同时,也是政府公信力的透支,而这既意味着出现豆腐渣工程的可能,也意味着欠薪情况的必然发生,但如果只寄希望于行政力量的解决,当然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最终,即使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也会死灰复燃。

        然而,如果换一个维度,以法律的方式介入,就会是另一种状态。因为既然是市场经营行为,那意味着双方平等的主体地位,双方都要按法律契约行事,如果哪一方没有执行合同,另一方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起诉它。政府部门对施工方应当是这样,施工方对政府部门也应当是这样,在市场行为中,“官告民”应该是常态现象,同时,“民告官”也应该是常态现象,正所谓:“改革越深,越要讲法治”。

        因此,不管是解决农民工被欠薪问题,还是解决央企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的问题,都更宜使用法律方式来长久解决。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被政府部门欠薪的农民工,如果首先想到的办法是诉诸于“民告官”的法律方式,而不是诉诸于行政干预,那就说明法治层面“民告官”已经成为了社会常态,而这样的倒逼压力和法律的平等意识,才会在源头上避免许多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