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数百套别墅曾无人认领:巨额拆除费,该谁买单?

——秦岭数百套别墅曾无人认领:巨额拆除费,该谁买单?纳税人吗?

自打响“秦岭保卫战”之后,秦岭北麓西安段55个商业住宅项目,数千套别墅被列为查违对象。在对别墅的清查中,其中“400套别墅无人认领”,消息发布后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相关通告中称:各有关业主,近期,西安市秦岭北麓违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秦岭北麓别墅项目进行了入户登记和核查,经过多方努力,仍有极个别业主无法取得联系。(新浪新闻1213日)

违法别墅无人认领,既意味着违法者不用付出违法成本,也意味着违法者可以逃避更多的法律责任。11月底,西安相关部门回应说,部分别墅区已被拆除改造成公园。当记者问到,是否知道别墅的主人是谁时,对方表示:“不方便告诉你”。

一般来说,拆除违建的成本基本上等于建设的成本,可以想象,仅对这些别墅进行直接拆除,政府就付出了巨大的费用,而如果拆除之后再恢复原貌,比如恢复原来的古树山林、草地河流,就需要再付出更大的资金,而西安用于这方面的巨额费用,到底应该由谁来出?

据深圳晚报今年324日报道,为打破辖区内存在屡拆屡建、顶风而建的怪圈,龙城街道在全市先行先试,对违法抢建行为开启违建强拆费用追偿程序,出台全市首个街道层级的追偿文件《龙城街道拆违费用追偿流程》。今后,龙城街道辖区范围内的违建不仅要被拆除,当事人还要承担全部费用。对拒不承担强拆费用者,街道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而据青年报报道,早在2014年,上海就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强制拆除费用由违法建筑当事人承担,并处以罚款。同时还明确指出,除对业主罚款外,对设计、施工单位等其他违法建设当事人也进行罚款。违法建筑涉及占用耕地,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对于西安来说,“秦岭保卫战”之后,数千套别墅被列为查违对象,政府为此付出的费用之大很难想象,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数目。显然,这不应当由政府来付,因为政府付出的每一分钱,都是全体纳税人的钱。

而纳税人的钱,是用来建设公共设施的基本运转费用,并是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钱,而不是为一些人用于支付违法成本的。因此,如果是西安政府出这笔钱的话,就等于是让全体纳税人给这些违法者买单,这显然有失社会公平原则,也无助于震慑违法者。

 


孩子发烧违法停车:民警开“空白罚单”,是否提倡“温情执法”?

——民警开出“空白罚单”:从温情角度应得到点赞,但从公平执法角度却有待商榷

13日上午10时左右,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长虹路警务平台民警在樊城沿江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巡逻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违停。当两位民警正准备对其拍照开出罚单时,看到轿车前挡风玻璃上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行字:“警察同志,请高抬贵手,小孩发烧,实在找不到停车位!”两位民警商量后认为,违停车辆没有对交通造成影响,可不予处罚,但要给予警告,便在罚单上写下“警告一次”四个字。(新浪新闻1213日)

其实,这两位民警开出的空白罚单,里面装着满满的温情。小孩发烧,家长一定会很着急,而此时又找不到车位,相比之下,当然给小孩治病应成为了第一位的大事,而两位民警,确实以换位思考的方式理解了这些车主的难处。

而一些网友则认为,两位民警的做法并不妥当,因为执法的标准不能私自改变,到医院来的人,都是看病来的,每个病人都有其特殊性。而如果执法者都关照到了这样的特殊性,那么法规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应当说,网友这样的认为不无道理,因为民警执法只能依法依规行事,换言之,到医院来的人都需要关照,其中甚至还有更多的老年人或残疾人,但到底哪位病人更需要关照?显然,这并不是执法民警能分辨出来的事。

而如果仅凭一张纸条,就可以免于处罚,那么,所有的司机都会写的这样的纸条,甚至,有的司机会写的更加动情,但这是否都可以免于处罚?因而也有人提出,对于同样的情形,有的人没有被处罚,有人被处罚了,那么这是否涉及执法不公平?

事后,这两位民警进一步解释说,“考虑到医院附近往往是最难停车的地方,要不是孩子发烧有急事,相信车主也不会直接将车违停在路边,而且违停车辆并没有对交通造成影响,可不予处罚。”

对此,网友又提出了更深层面的质疑:第一,对违法停车的处罚,并不能以是否造成交通影响为衡量标准,只要违反了禁停标志或标线的规定,就都处于被处罚的对象,就像处罚酒后驾车一样,并不能以是否发生了通事故作为执法前提。

第二,既然这辆车停在这样的地方不会造成交通影响,那么,这样的地方为何还要设为禁停区域?既然医院附近往往是最难停车的地方,那么将不会造成交通影响的地方划为停车区才更符合这里的需要。因而,这种说法的逻辑让人不解。

客观地说,从情怀的角度来讲,这两位民警应当得到人们的赞许,但从公平执法层面来说,却又有待商榷。治理医院周边乱停车问题,一是要尽可能划出一些合法停车区,而不能将那些不影响到交通的地方划为禁停区。二是要严格执法,将禁停法规当成唯一执法标准,而不能以执法者的主观判断为执法前提。

 


斑马线前坑司机:道德是面“照妖镜”,这3名女子照出了什么?

机动车通过斑马线时主动礼让行人,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前阵子江苏镇江的驾驶员韩先生却遇到了3位行人的恶作剧。韩先生开车礼让斑马线前的3名女子,其中一人示意韩先生先走。而韩先生刚一行驶,3人就夸张地往前迈了一步,大笑说:“你3分没有了!”之后3人原地打车离开。对此网友热议:“礼让行人是一种美德,而不是让你恶作剧的”(新浪新闻1212日)

斑马线前,司机礼让行人是一种美德,这体现的是司机对行人的基本尊重,但这种美德却遇上了3名女子的阴损招数,使这名司机的美德变成了她们的笑料。而这样的举动,伤害的不仅是这位司机,更伤害了所有被尊重者的良知。

在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前,往往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机与行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先走,而对于素质较低的司机来说,也经常做出车顶着人走的抢道行为。

但随着各地的宣传与整治,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少,同时,司机主动礼让行人情况也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可喜的社会变化,体现的是司机的素质越来越高,即使没有信号灯,司机也会以礼相待。

而这3名女子,首先是素质有问题,别人礼让她们,而她们却拿别人开涮。其次是德道有问题,别人以善相待,而她们却以恶相报。再次,是她们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颠倒社会伦理,以戏虐他人的良知为乐。

所庆幸的是,江苏交警部门表示,监控上看到有3个人在斑马线上逗留,车辆通过之后,并没有通过斑马线,这种情况不予按照未按规定礼让行人进行处罚。否则,这位礼让行人的司机被罚3分就比窦娥还冤。

然而,这名司机虽然没有被处罚,但这3名女子的行为却让众多司机在斑马线前感到了更多“坑”的存在,当然也包括“碰瓷”者利用司机的善意而实施要挟的情况,不管是这3名女子,还是那些碰瓷者,都是为人所不齿。

社会道德是一面文明的镜子,它可以照出人的素质,从而对着这面镜子修正自己的德行。但同时,社会道德也是一面“照妖镜”,面对他人的以善相待,却以恶相报,这照出的该是什么呢?

 


醉酒女子被“膝盖锁喉”:现场执法恰当吗?若在国外,结果会怎样

128日凌晨,110接罗湖区某酒店报警称一名醉酒女子有纠纷需要处理。接警后,口岸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了解,程某(女,23岁)酒后在酒店大堂休息,因怀疑被酒店保安员用手机拍照,民警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处理,双方解除误会自行离开。当日凌晨3时,口岸所再次接到该酒店报警称:之前的醉酒女子来到酒店大堂称要查看监控录像。(新浪新闻1211日)

醉酒女子与酒店的纠纷通过调解已经解决,这本来是一个恰当的结果,从酒店方面来说,并未执意表明是谁的错误,只是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交给了警方,而且,从始至终酒店方面也并未动用酒店的保安人员,应当说酒店方面是比较克制的,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

而对于到场的民警来说,也是充分尊重了醉酒女子,一直以劝解为主,即使将双方带回派出,也为的是尽可能给他们的创造一个心平气和消除误会的机会,其间,民警也并未特别指责哪一方,因此应当说,处理此事的民警,其行为是比较规范的,对自己的权限范围并没有超越。

当民警接到酒店第二次报警的时候,民警赶到现场,醉酒女子要查看监控录像,民警前往监控室调取监控,并告知醉酒女子与其两位朋友,监控录像涉及他人隐私,要求其在外等候,待调取相关录像后再让其查看。但程某不予理解,并推打民警,民警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对其进行徒手约束,在控制过程中,程某激烈反抗并踢打民警,已涉嫌寻衅滋事,民警遂将其控制后带回派出所处理。

而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醉酒女子的行为确实如警方所说的一致,而对于“用膝盖锁喉”这个说法,其实存在争议。因为民警在执法过中,采取的动作是规范化动作,这完全可以理解。而在国外一些国家,其警方遇到这种情况,举措会更加严厉,当时就可以拘禁,并处以相当额度的罚金,而如果在踢打过程中,触碰到了警察枪支或警具的部位,那就不仅是拘禁的事了。而这名女子使用“膝盖锁喉”的概念,显然存在着宣染的情绪成分,这在视频中可以分辨得很清楚。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醉酒的人,由其是有着踢打能力的醉酒者,即使到了医院急诊室醒酒,医生也要对其有所控制,原因在于无意识的踢打动作,不仅可能伤害到周边其它就医的老人或小孩,也可能伤害到自己,而醉酒者自己撞在墙上头破血流,或因踢打公共设施造成自己骨折重伤的情况并不少见。

因而,在这类情况下,民警采取一些强力控制手段是必要的,并不存在过分之嫌,这既是对周围其他人的人身安全负责,也是对醉酒者的最好保护。在这起醉酒女子大闹厅堂事件中,民警接到报警前来处理这类事情,是民警的工作职责,而对于他们工作职责的评价,其标准在于是否依照流程规范行事,只要做到了这些,就不存在问题。

 


泰国杀妻骗保:两国警方合作,法律过程会有哪些可能性?

——家属报案为何指向“诈骗”,而不是杀人?这其实很智慧

天津男子张轶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陆续为妻子小洁购买了十几份保险,保险金额可达两三千万,将妻子身亡后的受益人设为自己。然后带妻子去泰国普吉旅游,在一家别墅酒店将小洁残忍杀害,后伪造现场向岳父母谎称妻子溺亡。尸检报告显示,小洁死前很可能遭受了严重的暴力,致使多处外伤,肋骨骨折,肝脏撕断。(新浪新闻1210日)

这起“杀妻骗保”案件发生在泰国,按照国际一般的原则都是属地优先,也就是由犯罪发生地的国家管辖。而从一般犯罪情形来说,比如电信诈骗犯罪等,泰国会将案犯送回中国,并附带基本的侦查结果材料,但其中的细节情况,也需要较长时间方可完成,近几年来,泰国与中国已有过多次这类合作,而且也都较比顺畅。

不过,对于这起案件来说,也有特别之处,

首先,这是一起杀人案,而不是普通诈骗案,二者的法律重量完全不同,而这对于案发地来说,会有更多需要考量的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基于国际间信任方面关于未尽事宜的通用标准可能存在差异,因为两国的法律毕竟不一样。

而从泰国角度来说,当然有着案发现场的第一侦查权,但是基于国际信任原则,这也恰恰是泰国警方考虑最谨慎的方面。因为按着惯例,不管在哪国,移交出去的案件,案发国一般是不会第二次给出补充材料的,换言之,移交出去,就意味着案件在本国的终止。

其次,到目前为止,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即在123日,死者家属持相关资料报案,其指向是“是男子涉嫌诈骗一事,并非是故意杀人立案”,并且,天津警方回应“泰国杀妻骗保”男子涉嫌诈骗已立案。由此可以看出,死者家属报案的法律重点在于涉嫌诈骗,而不是杀人,但这就会对两国的处理走向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报案也可能会产生程序上的便捷作用,因为以涉嫌诈骗为方向,就会使泰国警方的压力减小很多,从而担心的侦查时间过长,也就不再会成为问题。而一旦将案件移送到国内,就可以杀人罪起诉,这是没有悬念的事。

因而可以说,死者家属这样的报案,如果不是“失误”的话,那一定是得到了专业法律人士的指导,从而可以避开很多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走通的国际合作程序,因当说,这样的报案,是经过专业人士深思熟虑的。但任何事情有一利就会有一弊,因为泰国警方在压力减小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失掉很多细节化的东西,比如“杀妻”细节、手段等,而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能为日后的审理带来不利的一面。

因此,对于这个案来说,现在仅仅是法律程序的开始,其过程中会涉及到国家间的诸多合作程序。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泰国警方与中国有过多次合作,已经建立了不错的沟通机制,即使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也有着巨大的沟通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即从法律层面上对张轶凡能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了。

 


12岁少年弑母,心理异常镇定:痛心之后,社会应该做些什么?

12岁的吴兵杀死自己母亲后,亲属在沅江市泗湖山镇的一家宾馆见到他。面对亲人的痛苦和疑惑,他显得若无其事,从嘴里挤出了4个字。他承认自己错了,但不是什么大错,“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 吴兵9岁左右迷上手机,周围的亲戚朋友谁手里有手机,他都会去要来玩儿,放学回来书包一丢,就开始玩手机,有时候玩到很晚他才开始写作业。(成都商报1210日)

12岁的吴兵杀死自己母亲后,心理表现异常“镇定”,他的一句“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让人们感到不寒而栗。这样小的年龄,竟然有了这样的冷漠心态,在他心里,杀人根本不算恶事,而这种在大恶面前却不知是恶的反常心态,才是社会面临的最可怕之处。

吴兵的爷爷吴建德提及了过去12年中家里的几次重大变故。吴建德觉得,如果在吴兵半岁时,他父母不外出打工;如果他7岁发生车祸时,家人能引起足够重视;如果1个多月前,他不搬到新房与母亲生活,这三个“如果”哪怕有一个实现了,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吴兵爷爷的话,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道理,然而,他家中的情况并非完全特殊,不管是父母外出打工,还是搬到新房与母亲生活,其实都是一般家庭中的常见现象,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放在社会大背景下,显然也不算什么特别之处,而如果将吴兵杀死自己母亲归结为这样的成因,显然有些牵强。

一个人从儿童成长为少年,其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教育阶段。第一个是家庭给予的直接教育,在这个阶段,家长及其他家庭成员就是第一任老师,家长对周边社会事件的评价以及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客观上就是对孩子教育的第一本教材。

而从孩子角度来说,当他听到家长对某些事物的评价或态度时,也就是在接受半社会化的灌输教育,家长说出的话,表现出的评价态度,在这个阶段孩子是完全接受的,也是唯一可以接触到的实施主体,其中的对与错善与恶,已经以种子的形式埋藏在他们的心灵深处。

第二个阶段是,当孩子上学以后,学校的老师就是他们获取对错善恶之分的原点,老师给予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孩子的进一步认知。换言之,老师对社会的感知和评价,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一定会传导给孩子,并形成心理的积淀,最终完成健全人格的塑造。

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老师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坐标参照,甚至是无以取代的,从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家庭教育的第一阶段出现了缺失,那么,在第二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是存在着弥补机会的,如果学校老师对孩子的心理状态有所观察,那么一定会看出一些基本的心理或人格问题。

然而,从后续的深度报道可以看出,吴兵的家庭教育确实存在着问题,虽然这里面有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但这个原因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家庭还有其他成员,但现实中,其他家庭成员并未给予吴兵起码的规范教育,这本身就是一种缺失。

而当吴兵上学以后,在学校的教育方面,依然处于缺失状态,学校老师并未及时发现他存在的人格缺陷,不仅学习不好,而且还经常与人打架。显然,对于学校和老师方面来说,已经使吴兵的人格缺陷失去了弥补的机会。

因此,12岁吴兵弑母后说“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其实这种“施恶而不知己恶”的心理,就是两个教育阶段不到位共同造成的不健全人格。12岁少年弑母,让人痛心,但痛心之后,社会教育及家庭教育方面更要深刻反思,在对儿童教育的各个阶段,由其是对于心理人格方面,我们还应当完善些什么,还应当弥补些什么,这不仅是个案问题,也是全社会应当面对的共同问题。
 


烧散煤被拘留:相关部门,首先要清除自己潜意识里的“雾霾”

每到取暖季节,对于深受雾霾困扰的华北地区而言,地方管理者和群众想必都不轻松。管理者关心的是如何保卫蓝天,群众关心的是如何温暖过冬。但在环保和民生之间,有时却出现了冲突。127日,曲阳环保微信公号发布了题为《我县拘留2名燃烧散煤用户》的消息后,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次日,曲阳县即作出情况说明,称此消息内容有误,系工作人员失误所致,曲阳县没有对燃用劣质散煤人员进行过拘留,只进行了批评教育。(新浪新闻129日)

曲阳县虽然已经作出了情况说明,但这个消息依然在网上发酵,可见“烧散煤被拘留”这样的消息,与人们的心理感受,已经不仅仅是一一对应的个案关系,而是一种包含了更多感触的意象符号。烧散煤与被拘留之间,本是不应成立的对等式,但在一些地方的管理者心里,已经成为了潜意中的对等式,似乎只有这样的管理,才称得上是治理雾霾。

然而在社会民生中,真正的对等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管理者的供给就应当是什么才对。而对于烧散煤的地方来说,那是生活成本与客观需要的一种无奈,这本不需以行政方式解决,因为谁都知道烧好煤污染小,但同时,谁也都知道,烧好煤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在这些方面,谁来补足这个成本差?

治理雾霾不应当仅仅是个简单的硬性指标,而应当是一种在充分考量民生情况后的动态实施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民生不该是可以任意剪裁或牺牲的因素,因为治理雾霾本身也是为了使民生指数更高,如果治理雾霾与民生发生了冲突,那么让位的就不该是民生,而一旦脱离这个内在关系,那么治理雾霾就会走向人们客观现状的对立面。

“烧散煤被拘留”尽管已得到了澄清,但显然,理管者的这种潜意识还是存在着的,因为情况说明中所称的“失误所致”,恰恰就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定向失误”,或者是一种“选择性失误”,换言之,在管理者心目中,这样的“失误”本身就是他们发力的真实目标和真实方向,只不过是以“失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治理雾霾是社会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方面的发力,但却不能一刀切式地发力,因为各地的民生问题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基础性差异。在经济较发达地区适用的举措,在欠发达地区就未必适用,相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适用的办法,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也未必适用,一切都要因时、因地、因需而动态平衡,这不存在可套用的固定公式。

治理雾霾是系统工程,同时,也注定是一个急不得的循序渐进过程,凡与民生发生冲突的举措,那一定是推进工作的铺垫没有做足,而管理者急功近利的极端方式,无外乎就是想掩饰这种不足而已。因此,对于一些地方的治理雾霾工作来说,管理者不仅要做足铺垫工作,而且更要清理一下管理理念中的雾霾。

 


烧散煤被拘留:相关部门,首先要清除自己潜意识里的“雾霾”

每到取暖季节,对于深受雾霾困扰的华北地区而言,地方管理者和群众想必都不轻松。管理者关心的是如何保卫蓝天,群众关心的是如何温暖过冬。但在环保和民生之间,有时却出现了冲突。127日,曲阳环保微信公号发布了题为《我县拘留2名燃烧散煤用户》的消息后,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次日,曲阳县即作出情况说明,称此消息内容有误,系工作人员失误所致,曲阳县没有对燃用劣质散煤人员进行过拘留,只进行了批评教育。(新浪新闻129日)

曲阳县虽然已经作出了情况说明,但这个消息依然在网上发酵,可见“烧散煤被拘留”这样的消息,与人们的心理感受,已经不仅仅是一一对应的个案关系,而是一种包含了更多感触的意象符号。烧散煤与被拘留之间,本是不应成立的对等式,但在一些地方的管理者心里,已经成为了潜意中的对等式,似乎只有这样的管理,才称得上是治理雾霾。

然而在社会民生中,真正的对等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管理者的供给就应当是什么才对。而对于烧散煤的地方来说,那是生活成本与客观需要的一种无奈,这本不需以行政方式解决,因为谁都知道烧好煤污染小,但同时,谁也都知道,烧好煤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在这些方面,谁来补足这个成本差?

治理雾霾不应当仅仅是个简单的硬性指标,而应当是一种在充分考量民生情况后的动态实施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民生不该是可以任意剪裁或牺牲的因素,因为治理雾霾本身也是为了使民生指数更高,如果治理雾霾与民生发生了冲突,那么让位的就不该是民生,而一旦脱离这个内在关系,那么治理雾霾就会走向人们客观现状的对立面。

“烧散煤被拘留”尽管已得到了澄清,但显然,理管者的这种潜意识还是存在着的,因为情况说明中所称的“失误所致”,恰恰就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定向失误”,或者是一种“选择性失误”,换言之,在管理者心目中,这样的“失误”本身就是他们发力的真实目标和真实方向,只不过是以“失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治理雾霾是社会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方面的发力,但却不能一刀切式地发力,因为各地的民生问题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基础性差异。在经济较发达地区适用的举措,在欠发达地区就未必适用,相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适用的办法,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也未必适用,一切都要因时、因地、因需而动态平衡,这不存在可套用的固定公式。

治理雾霾是系统工程,同时,也注定是一个急不得的循序渐进过程,凡与民生发生冲突的举措,那一定是推进工作的铺垫没有做足,而管理者急功近利的极端方式,无外乎就是想掩饰这种不足而已。因此,对于一些地方的治理雾霾工作来说,管理者不仅要做足铺垫工作,而且更要清理一下管理理念中的雾霾。

 


河北“母子3人坠楼”:精神疾病,需前置化关注,资源投入是关键

127日,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126日,鸡泽县内28岁女子王某某和其4岁的儿子在鸡泽县龙城国际小区坠楼身亡,其1岁半的女儿被发现死于位于鸡泽县亭自头村家中。12915时许,鸡泽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称,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事发时,系儿子先坠楼,之后母亲坠下。警方已获证据表明,坠楼母亲生前曾在医院接受过精神类疾病治疗。(澎湃新闻129日)

悲剧的发生在于瞬间的一念之差,但精神类疾病患者的一念之差,并非常人所能想象,他们的精神处在另一个与众不同难以解读的空间里,幻觉与扭曲是他们发病时的常态,而这一切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以悲剧的结果来告知人们,他们是不幸的,但一切已无可挽回。

这起悲剧发生之后,引发社会热议,有网友认为,应当提前以法律的手段,限制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可以采取强制更换监护人的措施来保证孩子的安全。应当说,这种想法的初衷是好的,因为这会使精神类疾病患者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存在的意外隐患。

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首先,强制更换监护人,这本身就是于法无据的措施。其次,新监护人到底应当由谁来充任?而如果是亲属的话,那么是否就愿意接受这样的委托?显然,这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径,它不但涉及到现行法律的适用问题,更涉及到病人亲属的意愿和承担能力的问题。

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5亿精神发育障碍患者,而在大多数国家中,只有不到2%的卫生保健资金用于精神卫生,且每年有三分之一的精神分裂者、半数以上的抑郁症患者和四分之三的精神障碍者无法获得可负担得起的治疗或护理。此外,在世界范围内,每40秒就有一个精神障碍者死于自杀。

因此,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回到本质层面上来,即精神类疾病本身就是一种病症,在承认真个客观现实的前提下,才可能找出可行的办法解决办法。每年的10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2017年世界精神卫生日提出的主题是:共享健康资源,共建和谐。应当说,这样主题,既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也客观地折射了共享健康资源这个难点。

与其他国家相比,对于精神类疾病患者的重视程度,我们还存在着认识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重视结果,而轻视致病过程。这就使得每一次这样的悲剧都会引发人们的关注,但新闻之后就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是一种原地徘徊的往复循环,每次的悲剧都是上一次的重演,但并未使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进入前置化阶段。

因此,对于精神类疾病患者带来的公共安全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停滞于新闻事件的关注层面,而应当回溯到致病的过程和防病的层面上来。而世卫组织提出的“共享健康资源,共建和谐”,其关键之处在于共享健康资源,而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我们还处于短板状态。

精神发育障碍疾病已成为严重而又耗资巨大的社会卫生问题,它影响着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在这个大背景下,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加大健康资源的投入是必要的,这既是对精神类疾病患者的切实关心,也是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切实关照。

 


“教科书式老赖”黄淑芬胜诉:赵勇的失利,在于起诉方向的失误

——“教科书式老赖”黄淑芬胜诉:赵勇的失利,在于起诉方向的硬伤

近日,备受热议的“教科书式老赖”一案又有新进展。因“老赖”出资其女名下房产,受害人儿子将“老赖”及“老赖”女儿告上法庭。125日,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对“教科书式老赖”财产分割案一审宣判,驳回原告赵勇主张涉案房产的诉讼请求,判决“老赖”黄淑芬对涉案财产确有出资,但房产不归其个人所有。对此,赵勇表示,未来不排除上诉的可能,具体情况将与律师一同商议。而黄淑芬方也表示,将开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北青网127日)

也许我们必须承认,道德层面的一切,很难左右法律的结果,从这个案子中可以看出,社会的同情,几乎完全站到了赵勇一方,而这样结果显然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结局。首先,这在人们的是与非观念上产生了很大的落差,其次,法律的严谨性让人们明白,一切还都是证据说了算。

从这个案子的法律层面可以看出,赵勇的诉求焦点,在于从法律上判定黄淑芬其女名下房产属于黄淑芬,从而赵勇也就会在这个房产的所有权中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从一般的法律路径上来说,这是一条可以走通的路,而在这个案子中,为何却没有走通呢?

其实,从赵勇起诉的时候,思路上就存在着硬伤,因为案中所提到的房产,黄淑芬确有出资,但这并不能完全确定她就是所有人,而对于这个关键节点,赵勇希望法律判定黄淑芬就是所有人,最关键的是,赵勇将起诉的思路设定在了“非法转移资产”方面,而如果这个关键点做实了,赵勇也就取得了主动权。

但是,“非法转移资产”根本不能成立,因为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在黄淑芬与女儿合买房产之后,也就是说,在时间逻辑上黄淑芬不可能有“先见之明”,因而,赵勇提出的“非法转移资产”从法律上是不可能得到支持的,换言之,赵勇的这种局限性思路,在法律上是不可能取得逻辑认可的。

因此,如果按着这个思路打这场官司,赵勇依就没有把握。因而也可以说,赵勇的失利在于起诉思路方向的失误。在当初起诉时,赵勇可以将这个思路当成其中的一个方向,但同时,还必须有其它的方向,即目标还可以指向黄淑芬除房产以外的其它名下财产,这样双管齐下,或多管齐下,才有可能取得辗转腾挪的最大空间,而孤立地将将起诉方定在了“非法转移资产”上,显然是一个早已存在的方向性硬伤。

但好在这样的结果只是一审,这也意味着后续起诉方向调整的可能性,但方向的调整,必须可以形成新的证据链条才行,显然这是一个难点,而对于赵勇的律师来说,这会有更大的难度,不仅需要全盘思路的更新,更要的发现新的证据,建立起新的证据链,和切实可行的法律逻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