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事说理》之清宫文化园风云

如今,国家强调的是文化兴国,而我们也正在大力复兴传统文化,所以文化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兴盛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在很多人尽心尽力地为文化而做出努力的时候,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令人伤心的事。本期节目,就来讲述一个展区迫迁,用地性质突变,在急转直下的判决背后,藏品几时才能进驻文化园?无奈只能慨叹阆苑琼楼乘风去而已。谈的是事、说的是理,敬请关注本期《谈事说理》之清宫文化园风云。

节目现场我们有幸请到了当事人,南通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陆某,以及他的代理律师仪律师,向我们讲述她们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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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迫迁,六年夙愿,阆苑琼楼焉能乘风去?

据当事人讲述:“2013年,其文化传播公司的清宫文化园的项目(由于与故宫合作)被南通某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招商回南通。陆某于2007年开始和故宫合作,在2013年初步设想做一个文化区,内容为故宫中有关清宫文化题材的集中展现,得到了故宫方面的认可和支持。在2013年与故宫方面达成了共识,建一个关于清宫文化的南方产业基地,本想将项目用地定在与故宫相关、与清宫皇帝相关的扬州,南通某开发区在得知此项目信息后,其负责人于2013822日亲自到故宫招商,希望把此项目落在南通。当年929日该开发区与陆某个人(由于当时在南通并未成立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书确定项目,随后11月成立了文化传播公司。201437日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项目的补充协议以及优惠政策的补充协议。该合同约定,开发区在半年后将项目用地交与陆某,但半年后,开发区表示该地块有钉子户需要拆迁,政府方有难度,直到2015年的时依旧持相同说法。2016年负责该项目招商引资的开发区负责人换届,开发区的新负责人在换届伊始也表态肯定了项目,准备年底开工,并希望2017年能进展到部分园区开园,但直到8月底也未将用地交付。陆某前后两次向政务平台发出疑问申请,到底何时给公司用地?拆迁工作进展到什么情况?却不曾想得到的答复:用地性质不符合要求。

当事人表示:开发区最早与其协商提供用地时,已明确地块性质是商办用地,到现在还是商办用地性质,接到的通知函上面写着需要将商办用地性质改为文化用地性质,经询问开发区表示,这样可以更快让陆某拿到地块,但随后再次接到通知函,上面赫然写着,由于土地性质无法转变,该项目无法执行下去。陆某随后发了回函并提出了疑问,却无人回复。无奈在2018930日向南通某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开发区继续履约,然而事件还远没有结束。

据当事人讲:拿到23页的判决书,从第1页开始读一直读到第22页时认为胜诉了,因为判决书通过审理查明了事实,认定本案的行政协议为合法有效协议,被告开发区管委会主张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以项目不可行作为终止履行协议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将案涉地块的土地性质由商业办公用地变更为文化用地但不可行,上述关于解除协议的理由不成立,但在判决书的最后一页却写着被告开发区管委会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单方解除案涉协议合法有据,就这样败诉了。陆某表示,判决书中的公共利益是指土地价格上涨,她曾无数次地向政府提出公司愿意多承担土地款,双方可以就土地款的问题进行协商解决,但对方从未表示是钱款问题,解除函也只字未涉及钱的问题,然而落实到判决书上时恰恰又是钱的问题。

当事人表示:现在项目距离立项之时已经六年,持续的漫长等待,只是等来了夙愿成空的结果,六年间循序渐进地投入,多年来对相关支持者和项目艺术家们的失信都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感。导致众人翘首以盼的情怀文化项目迟迟无法落地,而反观陆某自己也是在此项目中徒耗年华,最终项目用地到底能不能落地?这些都必须讨个说法。

仪律师表示:被告作为开发区管委会没有权力认定用地性质是文化用地,下级政府认为上级政府关于涉案的用地性质的批复是错误的,违反了城乡规划法所设定的职权规则。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已经清楚约定了地块性质为商办用地,而且规划部门和南通政府针对该地块的行政规划审批结论已确定了此地的性质为商业办公用地,开发区既无权认定土地性质,也无权变更涉案地块的土地性质,这也是案件引发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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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此案,节目组特别邀请 评论员温毅斌、特邀评论员马进彪来到演播室现场,一同分析这起案件的深层原因,并就如何解决此类单方面解除协议而造成企业家项目损失的问题提出法律和政策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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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宣布解除协议,公共利益何以为继?

 《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合同约定解除,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马进彪据了解到的情况发表自己观点该文化产业项目的起点是漂亮的,清宫文化园的目标未来也是清晰可见的,在当下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清宫文化也更是需要传播的文化,但其实行过程却并不漂亮。这其中的阻力在于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对法治的观念有所欠缺,再者是其在运用行政力量的时候似乎是采用了变脸术这样的招数,引进企业的时候热脸相迎地给一些优惠的政策,等到兑现之时又冷脸相对。后又转而告知这块商办用地要变为文化用地,事件发展在其手中任意拨动,这点确实有失监督。换言之,钉子户不应成为国家与企业信誉的羁绊,这才是该案的核心问题所在。

  温毅斌据了解到的情况发表自己观点:行政相对人签订的行政协议约定了开发区在四五个月之内的规定期限就要提供土地,但拖了这么多年,以钉子户为由,这都不是符合协议的约定和法律精神的,属于违约行为。既然签订了五个月的协定内容就要履行,如果五个月之内没有把钉子户清除出去,就是对行政相对人构成了违约。再者其混淆了一个法律概念:其以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解除了合同,事实上这个文化产业不但不侵害公共利益,反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起到了增强的作用,因此这并不是解除合同和证明合同无效的正当理由。因为实际上合同无效和合同解除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判决书存在法律概念的混淆。判决是有法律适用错误和概念混淆的。

 风云突变的用地性质,是借口?还是确有其事?

温毅斌表示:根据我国《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的国家标准(GB50137-2011),文化用地是指文化设施用地和文化活动用地,文化事业项目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用地性质是文化用地,而本案的文化产业项目不能使用文化用地,文化事业用地与文化产业用地在法律上是有划拨用地和商业办公用地的区分的,政府解除合同的理由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

马进彪表示:政府方在拿用地性质反复说事,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所做一切只是为了弥补之前想要达到的目的。当事人之前所签订的相关内容都是和政府方签的,而并非与个人或是某个部门所签订的。换言之,这些资源的所有者和掌控者还是归当地政府说了算。不管当时是什么用地性质,政府是答应了当事人的,并且和当事人是以合同的方式已经确权了的。在此种情况下,在当事人未同意并且正在履行其合同权利的过程当中,政府又以另一种形式把这块地的权利切割给别人,这本身就是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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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转直下的判决,矛盾前后又有怎样的猫腻?

温毅斌据了解到的情况发表自己的观点:文化传播公司就前面的认定事实和适应法律,举证等都已经呈现了赢的局面,而结果却输了,法定情形只会是一个判决结果:就是继续履行合同。但最终判决却是解除?根据《合同法》,事实上只有出现合同无效这一种情况之时,才可以将其确认或宣告无效,但绝对不存在解除这一说法。因为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就是提供商业办公用地,并且按照国家规定的招拍挂方式履行相关法律手续的,在规划部门和南通市政府对项目用地进行规划立项和审批时,最终确定了商业办公用地性质。它作为文化产业是经营性和文化性并重的,并不是那种非盈利的设施项目。而后来的开发区管委会就反复地以用地性质来做文章,但从实际来说管委会是无权否定上级部门作出的规划审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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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出路究竟在何方

马进彪认为 如果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存在难度的话,我们也可在其他方面来找突破口。实际上各地政府的作为(尤其是在南方一带),很多时候都有政府作为清单和不可作为清单。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解决办法,在国务院官网上一查便知,很多关于营商环境的这些内容都已经包含了政府不可多次变脸,不可在签约后随意筛选、过滤。

    温毅斌认为现在正值二审期间,文化传播公司还是要把自己的诉求,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在法庭上说透,因为在一审判决中,是从偷换概念的角度使得案件陷入不解之谜,在这看似有所依据的背后实则是矛盾重重。如果在二审中能把一审时认定事实错误的地方,适用法律错误的地方以及偷换法律概念的地方说出来,再把解除无效这件事情摆出来,那么二审时法官也要有所权衡,责任方到时也必将无处躲藏。


 


学校签“高考合同”:涉嫌违反国家义务教育法

——高中签合同包上一本:学校透支信誉,等于透支未来,摒弃浮躁,按教育规律办事才是真

        6月11日,一则盖着河南淅川县第二高级中学公章的电子版告知,在网上被疯狂转发:“初三家长朋友们,快来淅川二高签培养合同吧!今年中招淅川二高针对全县前2300名优秀学生开展合同制培养计划,你的孩子第一志愿空着不填,直接报第二志愿淅川二高……合同保证您的孩子三年以后高考一定在一本以上,否则巨额赔款!”(新文化报6月13日 )

        这则告知文书,激情澎湃,犹如一篇高考大战之前的檄文,也犹如一碗专门给初三学生家长们定制的心灵鸡汤,怎能不让众多家长心旌荡漾。按着这则告知的承诺,只要签了合同,就保孩子一定能考上一本,而且还有北大清华的希望,之后更有大额的奖励金在不远处向你招手,这给家长们的感觉,是进了个保险箱,而且还是个双保险。

        然而,这显然是一次烧穿了锅底的炒作,首先,这所学校目前是否具备这样的师资力量本身就是个问题,而即使具备,那么临阵磨枪签个合同就能让学生们梦想成真,那也是难以相信的事。其次,从这则告知的后半篇来看,如果2300名学生真的签了合同,那么就会涉及到巨额的资金支持问题,而对于一所普通县级中学来说,这笔资金的筹配,则又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这则告知还另外承诺并强调,中招成绩在县前500名的,三年后高考成绩未能入“985”院校最低录取线的,学校一次性赔偿5万元;在501~1000名的,三年后高考成绩未能进入“211”院校最低录取线的,学校一次性赔偿3万元;在1001-2300名的,三年后高考成绩未能进入一本线的,学校一次性赔偿1万元。

        然而,这显然又涉及到了法律问题,因为签定了合同,就等于双方达成了契约关系,双方都要担负各自的义务和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在这种契约关系中,一方代表学生,另一方代表学校,如果学生一方最终没有得到约定的结果而出现了需要赔偿的情况,就会产生更加复杂的问题。

         因为初高中属于国家法定的义务教育阶段,不可能合法产生带有经济赔偿性质的契约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更高的教育相关部门当然不会承认这样的契约,因为它违背了国家义务教育的上位法,而所谓的“赔偿”当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随之也就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承诺意义,因此,这样的合同,对学生与学校来说,都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而之所以这则告知在当地被家长们疯狂转发,其实是出于对学校的极度信任,因为如果发布这则告知的是纯粹的校外培训机会的话,家长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所中学是是公办学校,这本身就是一种信誉的背书,人们相信这个告知,也是出于对当地教育部门的整体信任,但恰恰是这所公办的中学,却发布了这则让校外培训机构都不敢轻易夸下的海口。

        因此,社会不但要提醒这所学校,同时也要提醒其他想要效而仿之的学校,在学生高考这件事上,不能有浮躁之心,更不能有大包大揽之意,签订合同或任何形式的许愿,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时也更是涉嫌违法的行为,而脚踏实地按教育规律办事才是真。当然公办学校还要珍惜自己信誉,透支了学校的信誉,就等于透支了未来。

 


美国老师被中国高考题难倒:国情不同,别拿他国老师当坐标

——尊重国情,立足国情,是高考出题的重要前提

        近日,微博博主@眼镜大丹发布了一则Vlog,视频中她把2019年高考全国卷理科数学的一道选择题拿给美国的初中数学老师做,在几分钟的思考后,老师先是决定使用代入法,未果;接着又使用了排除法,把答案一个个往回代,最终决定选择D,然而正确答案是B。大丹说,她在美国一家培训机构当小学到初中的数学辅导老师,知道今年高考数学很难以后打算试试,没想到自己和朋友都没解出来。(观察者网6月11日)

        关于高考的话题还没有降温,这段视频一出,就引发了人们的再度热议,其根本焦点在于中国的考题是否太难。其中有不少网友说,高考题没必要出得这么难,因为考生将来不一定非要成为数学家,而连美国的数学教师都做不出的题,只会让中国考生感到太无奈。

        而这样的说法,包含着两个言外之意,其一,美国老师能顺利做出的题,才是中国高考出题的标准,这里潜意识中已经将美国老师当成了评判坐标。其二,美国是先进国家,当然也标志着教育的先进水平,而连他们的老师都做不出的题,对中国考生来说是否脱离实际了呢。

        然而,这两个言外之意,其实是两个认识误区所在。

        第一,中国的高考题不应该也不可能以任何国家的情况作为标准设定,因为中国的教育虽然还不是十全十美和无懈可击,但多少年来的实践经验已自成体系。同时,中国高考的人数世界最多,今年达到了1031万,而且分布在不同教育资源水平的地域,而任何国家都不存在这种人数多分布广的情况。

         因此,中国高考的出题标准,并不是一直就是这样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情况而不断调整的。从横向上讲,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设置了客观的标准;从纵向上看,从窄到宽,从易到难,这是上行的必须阶梯。而如果拿某一个国家的情况来当中国出题标准的话,那么最终就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考。

        第二,美国是先进国家,当然也标志着某些方面的先进水平,这些不能否认。但他的先进之处,正是尊重自己国情,并立足于自己国情的客观结果,而不是一味以他国为标准的结果。英国的教育水平也很先进,在某些方面一直优于美国,但美国也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选择性地汲取,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先进,甚至在某些方面远远地超越了英国。

       而这道考题对中国考生来说是否脱离实际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厘清高考的性质,高考不是定向的技能考核,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选拔,它本身并不是最终的定向,因而基础性知识就是最大比重。而中国的一切都在快速发展之中,水涨就会船高,而此时,基础性考题的难度就一定会随之提高,这是必然趋势,而选拔的标准当然也会渗透于增加的难度中。道理并不复杂,任何形式的选拔,其考题只会越来越难,而不会越来越容易,这是社会上行的大趋势决定的。

        因此,对于“美国数学老师挑战中国高考题,苦思冥想后仍被虐惨”这件事,其实不仅不能说明中国的考题脱离了实际,反而说明了中国的考题区别于美国的模式,而走了自己现段必然要走的路。综合来说,国情不同决定路径不同,国性不同决定模式不同,这里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有的只是必须要尊重国情,并立足于国情。因此,在这件事上,别拿他国老师当坐标。

 


老人见义勇为还要担责:法律如何救济,关系到社会对法理的深层认知

  今年3月9日,103国道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路段发生惊险一幕:4岁女童独自横穿车水马龙的国道时,一辆汽车疾驰而来,开“摩的”的老人侯振林见状,疾步跑去抱起女童。随后,二人被一辆厢式货车撞倒。老人不幸去世,女童颅脑损伤但无生命危险。事故发生后,香河县人民政府授予侯振林“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但随之而来的交警方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却让侯振林的家属很不能接受:货车司机、女童监护人、侯振林三人同等责任。(新浪新闻6月11日)

        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这是一起典型的法律与人情冲突的案件,从结果上看,确实给侯振林一家蒙上了心理阴影,因为侯振林被撞身亡完全是出于见义勇为,他的行为对社会具有正能量的榜样作用。但这样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他具有的正向榜样意义,而从社会更大角度上讲,见义勇为的后果就可能成为见义勇为者家属极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显然,这不是社会想要的结果。但话说回来,交通法的设定并不以道德、道义或人情为考量基础,换言之,在交通法的法理视域内并不涉及道德、道义或人情等考量因素,它就是一部纯粹的基于路权分配与界定、和如何遵行的法规,而对所有事故的责任认定,也只考量届时路权使用的合规性,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法定的技术性判断标准。

        因此,这件事的根本问题在于,假设剥离“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这个道义层面之后,那个责任认定是否依然准确?而如果说剥离了一切法外因素之后,这个责任认定依然经得起推敲,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责任认定是准确的。但从舆情来看,人们似乎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责任认定,其理由来源于心理层面的既有认知,即不能让好人和好人的家属蒙受责任的阴影。

        对于这样的心理认知和心理定势,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也是普遍正义观的一种表现。但尊重法律才能定纷止争,以前的社会法律很少,使得一部法律往往不得不对诸多不同类型案件作出判定,而其中,靠的就是引入了道德、道义或人情等考量因素。但就现代文明社会而言,各种不同价值导向的法律已经颁布了很多部,并且也已经形成了各自的适用范围和价值体系,所以,用一部法律判定所有的案件情况已经不现实,而且也不应该,更不充许,因为那是对各种适用范围和法律体系界限的僭越,这当然不是现代法治文明社会该有的现象。

        因此在这个大前提下,回到侯振林老人获“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之后还要担责这件事上就可以发现,侯振林老人的家人确实有些“不白之冤”,但从社会角度来说也应当看到,各部法律之间以及各个价值体系之间还存在着相互救济的关系。

        换言之,即侯振林老人获“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社会是不会让这样的好人和他的家属们吃亏的,因为社会法律体系中还同时存在着诸如《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以及依据民政部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和《河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条例》《烈士褒扬条例》等法规。

        而从这些法律法规来看,完全可以全面救济到这位见义勇为的老人和他的家属们,而且相关部门还可以在核实情况后按法定程序将该违法行为信息予以消除。因此,这件事的根本焦点,并不在于非要推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当然,如果发现瑕疵也一定要予以纠正。但根本的焦点还在于如何利用各种法律法规实现对见义勇为者的充分救济,这不仅关系到侯振林一家人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问题,更关系到全社会对法律体系价值的深层认知。

 


格力举报信:为市场提供了评估与观察的视角

——格力奥克斯互怼:折射业界规则重新塑造的诉求

        6月11日,就在格力与奥克斯争得不可开交之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深夜发声,已于6月10日下午通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有关情况尽快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据调查核实的结果依法依规做出处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已注意到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产品的举报信》,对此高度关注。(新浪新闻6月11日)

        格力在举报信中称: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8个型号空调产品与其宣传、标称的能效值差距较大,能效比和制冷消耗功率的检测结论均为不合格。现在正值空调销售旺季,市场上在售的这些型号奥克斯产品也处于热销状态,而格力的举报信无疑如一瓢凉水,让消费者和监管方产生了一定的思虑。

        空调产品对于家庭消费者来说属于大宗商品,新房装修时,即使普通家庭也需要两三台,因此,市场之大可想而知。但消费者也发现,一些空调产品根本没有说明书中所标明的那种高质量与高性能,尤其是在使用寿命和节电方面,更是与产品说明书相去甚远。因此,对于空调产品的投诉一直是个热点。

        但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很难读懂其中的“奥秘”,因为一些产品的技术数据已经经过了人为包装与注水勾兑,而大多数消费者并不具备透视一切的专业“慧眼”。而这次,格力的举报信在一定程度上犹如打开了一扇蒙胧之窗,它起码为消费者从雾里看花状态转向具体数据的清晰化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和更广泛的评估与观察视角。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视角在客观上也是对所有厂家空调产品的广谱式检视提供了方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格力目前披露的8份检验报告,均未显示抽样地点、送样者以及抽样日期,因此这8份检验报告是否有说服力,当然也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确认。然而,这并不能缓解人们对整个空调产品市场的隐忧,因为人们关注格力与奥克斯的舌战,其实并不仅仅是关注这两家企业的产品,而是对整个空调市场日趋完善的关切与期盼。

        任何产品的市场都需要竞争来完善,而从消费者角度来说,空调市场则更需要深度竞争,因为消费者不是技术专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专家的介入。而现实中,相互竞争的企业就是最好的专家阵营,他们的舌战,可以直击彼此的弱点、短板和软肋,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就等于上了一堂关于空调标称能效的公开课,从而也会得出自己的客观判断,这是市场竞争的根本意义所在。 

        这次格力与奥克斯的舌战,其实是消费者乐意看到的事,起码它不是一无是处的坏事,因为消费者没有能力完成的事,现在可以由竞争厂家自我完成了,这从市场法则上来说,也是市场的自净自洁能力在发挥深度作用。

        但稍有遗憾的是,双方的“互怼”火药味似乎过浓。市场需要竞争,但更需要冷静理性并富有建设性与促进力的竞争,同时,竞争也不是情绪化地吵架与互撕,而是数据化地摆事实讲道理,因此也需要双方拿出更多客观的经得起检验的支持数据,当然也需要更多厂家参与其中,因为竞争的表面是具体厂家之间的事,但在更深层面上,则是对业界规则重新塑造的诉求。

 


厅级干部生活淫乱:让举报人放心,是法治生态的重要指标

——消除举报者的担忧,是实现法治监督的前提

        连日来,题目为《实名举报山东厅级干部生活淫乱,银行资产损失近30亿元》的微信推文疯传。作者系济南农商银行员工彭博,文中指称青岛银监局、山东省农村联社领导存在作风问题,以及济南农商银行员工涉嫌经济案件。对此,济南农商行发布声明称,彭博为达到个人目的,捏造事实,对有关人员进行诽谤、恶意中伤,相关人员已报案。彭博回应称:关于我举报的每一个字,我负全部责任,我经得起上级纪委每一个细节的质疑。(潇湘晨报6月10日 )

         此事之所以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一是在于涉及该银行损失近30亿元的巨额资产;二是在于被举报人的淫乱生活与私生子;三是在于到目前为止银行方面只是简单地否定了彭博的举报,但对于事实的公开还是一片真空状态。而从彭博方面来看,却连续爆出更多的细节和材料,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讲,银行方面不公示更多有力细节还是乏善可陈。

        对于被举报人的淫乱生活与私生子这个问题,其实最容易厘清,因为不正常的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大的不正常,依现在的亲子鉴定水平来说,弄清这个问题并不难,只是在于正如彭博所说“他们敢亲子鉴定吗”,显然这是一个侧面的重要问题所在。但举报人彭博之所以要执意说明这个问题,显然其重要的原因更在于其中的一个逻辑,即背景的颜色,也可以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或重要的一环,并可以产生极强的带入感,正所谓欲罢不能的“引人入胜”。

        尽管彭博已受到了该银行的巨大压力,并且也有着不予立案的可能性,因为这毕竟要依据可靠的证据链。而对彭博来说,取得法律意义上完整的证据链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障碍,因为该银行已经使她的门禁卡刷不出来了,不能合法进入工作单位,因而后续的证据便无法足量获取,或者说是否可能被销毁,这都是无法确定的事,而一旦出现了类似的状况,彭博的处境将会非常被动,甚至会出现某种大反转,可能还会被治罪。

        而这其实更是社会最大的担忧所在,然而,在法治社会中,这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在法治社会中,任何公民都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意见、主张或建议的权利,而这些内容的被允许被接纳或被认真对待,既是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也是全社会的整体诉求,更是社会法治生态保持良好的重要保证。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不论公民的主张意见或建议是否被接纳,他们依然有权提出,并且绝对不能因此而受到追究,因为这是社会权利的行使行为。

        再说,举报人彭博本身就是该银行的副监事长,从职责上说,这也是她的分内之事,并且不能由他人代劳,这是由她的职责主体身份决定的事,她有不被干涉的递进式行使权,不屈从于任何人的意志,不为外来意志所扭曲,这是职责本身对社会的郑重承诺,当然也是她对自身的起码要求。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有提出问题的权利,而对于身为该银行副监事长的彭博来说,就更有这样的权利。

        不论这家银行过去的一切是多么正确,都离不开必要的监督,监督是减少错误决策、降低违法犯罪、遏制贪污腐败的有力保障,也是保证高效运行、廉洁运行的必要手段。任何公民只要发现任何人的异常行为,都可提出合理质疑,对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及其公职人员公务人员的违法行为,乃至一般的违规违纪行为,都有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只要不是恶意的诬告陷害,都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法治社会中每个公民普遍享有的权利。

        因此,既然法治社会赋予了每个公民这样的权利,那么每个公民就应当允分行使这样的权利,这是社会乐于看到的现象。而对于接到举报的部门来说,则应当有力保障公民这项权利的行使,消除举报者的担忧,让他们放下压力,舒展权利,也消除全社会对举报者处境的普遍担心,而这,也是法治社会良好生态的重要指标。


 


考生跪谢母亲:敢于爱的表达,也是高考之外的一道考题

——考生跪谢母亲:那不是空洞的仪式,而是高尚的情怀互动

        6月8日,高考最后一门英语科目结束后,在合肥十中考点外,一位身着黄色T恤的高个小伙从大门走出,脸露微笑、步伐轻盈,他径直走向人群。母亲冲着他说了句,“结束了”。小伙回,“妈,我有话和你讲”。这位母亲还没来得及反应,儿子突然跪了下去,高声说,“妈,谢谢您,这些年您辛苦了”。母亲见状,双手抱住儿子的头,哭了出来。这一幕感动了现场家长的同时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市场星报6月10日)

        孩子高考是人生的重要关口,这个关口走好了,后面的路就会离理想更近一些。高考对于孩子来说,考的既是所学的知识,也是人生拼搏的毅力,知识是积累的结果,它不可跨越,不可替代,就象人生的每个阶段一样,都必须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个脚印地量过。

        但人生拼搏的毅力却是父母之爱持之以恒的燃烧与供给,孩子有了这个源泉,也就有了不竭的动力与毅力,它可以支撑孩子跨越人生的千山万水,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因此,高考不仅考的是孩子,同时,考的也是父母燃烧爱的无怨无悔。

        从详细报道可以看出,这位妈妈为了照顾好孩子的学习,从去年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在学校对面租房而成为了全职的陪读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她从APP上学会了做饭做菜,为的都是让即将高考的孩子吃得更可口。

        而作为一般的母亲来说,尽管还可以为孩子做得更多更多,或是讲些更大的人生哲理,或是施加更大的学习压力,但在她们心中,最直接的却莫过于照料好孩子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那才是点燃一切的爱之燃点,爱,可以胜过所有的大道理。

        每一位母亲的付出,都不是为了图得回报,但对于爱的付出,却应当得到伦理文明的回馈,因为那也是爱与被爱之间高尚的情怀互动,那就是在心里企盼着孩子也将那个爱字说出口,让母亲已经憔悴疲惫的心得到最贴切的温润滋养。那种味道不是高分所能替代,那种感觉也不是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所能承载,爱的回馈,胜过所有看得见的结果。

          但也应当看到,一些学生在高考之后,却忽视了在第一时间向父母表达感谢之情,尽管这会有很多原因,比如性格上的或习惯养成上的,他们不好意思对父母说出那个爱字和谢意,总认为那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仪式感,而父母也不会在意这样的表面仪式,甚至会认为,对父母的爱意就是不必回馈的,心安理得才是做孩子的本真。

        然而,父母之心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在心理渴望得到孩子爱的回馈,但这不是靠争来的,而是寄希望于孩子瞬间的感悟,尤其是在孩子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在外等候的父母,他们心里的时光轴上,那意味着应当是一个转折点和新起点,孩子经历了高考的关口,也是又一次的长大与成熟,没有哪一位家长,不希望孩子在那个瞬间走进自己充满渴望的心田,只是在默默地等待着。

         因而,理解并感知父母的爱心,应当是所有高考学子不在试卷上的但却是在心里的一道沉甸甸的考题,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学会爱的表达,才是答出这道试题的唯一完美路径,而走出考场那段即将转逝不再的时光,也恰恰是此时此刻最浓重的笔墨。走出考场的孩子们,大胆地表达对父母的爱和感激之情吧,那不是空洞的仪式,而是爱的感知与高尚的情怀互动。

 


垃圾分类:如何打通“两头发力,中间泄力”的瓶颈

——加大资金投入升级分类设施,也是必要成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新华社6月3日)

        垃圾分类已倡导了多年,但即使在一些较发达并管理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也未能做到全面实施落实到位,其中各方面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概括起来基本是“两头发力,中间泄力”。即垃圾处理厂有很大的积极性,并且国家为此也给予了巨大的资金投入保障了功能的升级,可谓是发力不小。

        而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居民也有了较强的环保意识,并且,很多居委会也对分类垃圾处理到位的居民给予了方方面面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这也可谓是发力不小。

        但在现实中,小区已经分好类的垃圾在运输车上却又被重新混装,而在居民眼里,尤其是在热衷于环保并为之努力的中小学生眼里,一切努力前功尽弃,这严重损伤了他们的热情,因此,“中间泄力”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客观地说,垃圾运输如果要做到分类清晰保持原样,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难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目前运输车辆还没有实现车厢的区隔化,不管什么垃圾,也不管是否已经分好类,到最终只能都装在一个车厢内。

        而从居民区运出的垃圾,也并不是直接运到处理厂,而是中间还要经过转运站,但在一般的转运站里,其存储设施依旧单一,根本无法承担分类存放和分类转运的需要,无论之前的分类多么精细,到了转运站,也不得不一并归零。 

        而在一些农村,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在很多地方,村民生活垃圾的倾倒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往往是哪有空地往哪倒,等到堆满了就再换一个空地,而路边常常就形成了常年的垃圾带。对于这种情况,基本可以反应出三个常态问题,一是垃圾站没有强制性的固定位置,二是在没有固定的垃圾站也无法摆放分类设施,三是垃圾的清运并不是每天进行,而是很长时间才“运动式”地清理一次。因此在很多农村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垃圾分类问题的现状与难点。

       生活垃圾的分类问题,大部分城市和农村都存在 ,而这次习近平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并指出要形成长效机制,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这其中指出的“形成长效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要务,因为在城市和农村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运动式”处理垃圾的现象。

        只要上级有检查,下面就会集中清理,并象征性地摆放几个分类用的桶。但检查一过,一切就又反弹如初,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形成长效机制,一切都没有形成效果的积累,反而倒形成了问题的积累,这使得问题积重难返,一切都是从头再来的反复,换言之,也就是无法持之以恒。

        因此,对于垃圾分类中存在的瓶颈,一是对于农村,要还清历史欠账,投入资金建设规范的固定垃圾站以及配备分类设施,并形成按时定时清运的日常制机,同时加强文明宣传。二是对于城市,要重点考量垃圾的运送环节,对那些垃圾运输车辆,给予必要的资金投入加以更新或升级改造,使车厢最大程度地区隔化,将分好类的垃圾可以方便地分装在不同的区隔内,唯此,“两头发力,中间泄力”的情况才能得到根本改变。


 


依法调查联邦快递:即使受损的不是华为,也要提起调查

——依法调查联邦快递,是对中国营商环境的必要维护

        近日,美国快递公司联邦快递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将华为的包裹转运至美国。海内外网友纷纷质疑其商业道德和信誉。6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在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对联邦快递事件做出回应:“欢迎外资合法经营,但如果违反了中国法律,就要按照中国法律调查,这无可厚非”。(环球时报6月2日) 

        据此前报道,这家美国公司在没有被授权的情况下,将两个由日本送往华为公司在中国地址的包裹转运至美国,并企图将另外两个由越南送往华为在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分公司的包裹转运至美国。这很难以普通“失误”来解释,因为联邦快递这样的大公司,其业务处理流程已经非常成熟,就连快递车辆在路口转弯的方向都有规定的优化设计,而将华为的包裹舍近求远转运至美国,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这样的低级“失误”很难出现。

        美国一些政客热衷于贸易战,在他们的怂恿和施压下,一些美国企业也不得不参与其中,正如任正非先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说,他并不怪那些企业,而最可恨的是那些政客,是他们在在操纵着一切。

        美国始终的借口就是认定华为会给他们带来安全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却拿不出丝毫证据,不过,没有证据倒成为了他们的心病,因此,就要到满世界找“证据”,而这次,联邦快递将华为的包裹转运至美国,但转运到美国到底有何用意呢?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显然,这与他们“求证心切”的观棋布局有一定的关联。

         作为联邦快递来说,不管是有意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还是迫于政客们的压力,其结果都侵害了华为的合法权益。做商言商,这本没有过错,但如果将做商之中夹杂了私货,干着其他的勾当,充当了一些政客的触角并损害了客户的利益,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因为任何企业在中国经营,都首先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及保障客户的合法利益,这是必须,而不是选项,没有什么额外条件可讲,对任何企业来说,既然自觉自愿地来到中国经营,那就必须要遵守这一切不容商量的起码原则,而不能突破本分的角色。

        对于这次美国快递公司联邦快递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将华为的包裹转运至美国这件事来说,中国有关方面回应,“欢迎外资合法经营,但如果违反了中国法律,就要按照中国法律调查,这无可厚非”。显然,在这件事上,联邦快递侵害了华为的合法权益。

        然而,中国启动的调查动因,并不仅仅是为了华为,因为华为也只是客户中的一员,而这样的调查,则完全是出于对所有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当然其中也包括对在华其他国家客户的合法保护。

        简而言之,既使这次受损害的不是华为,而是其他客户,或其它国家的在华客户,都一样要启动这样的调查,这是一份共同的享有,所有企业的义务与权利已包含其中。中国敞开大门欢迎所有合法外资的进入,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中国的底气所在,因此,对联邦快递按照中国法律给予调查,这本身也是对中国良好营商环境的一种必要维护。


 


69人感染丙肝:耗材能否重复使用,控制措施谁来管

——耗材重复使用,折射制度滞后于现实需要

        就江苏盐城东台市人民医院血液透析病人爆发院内丙肝感染一事,东台市人民政府昨天通报,5月13号,东台市卫健委接到市人民医院报告,该院血液净化中心血透患者中新发生丙肝抗体阳性,疑似发生院内感染。国家、江苏省、盐城市卫健委第一时间组织专家组到现场指导调查处理工作。经对所有血透患者的筛查检测,共诊断确认丙肝病毒感染69例。(央广网5月28日)

        医院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但在这所医院,做血液透析的患者却旧病未去又添新愁,这让人感到无比担心惶恐不安。这些做血液透析的患者,本身肾功能就不健全,而为了治疗丙肝病毒感染,还要进行必需的相关治疗,可想而知,这会给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增添极大的负担。

        尽管在第一时间,官方公布了对医院主要负责人处理的信息,给予东台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分管副院长免职处理,给予其他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但这并不能缓解社会的普遍担忧,而此时此刻集中力量找出问题的根本,防止让更多的人感染,才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

        此事发生于5月13号,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月时间,而从目前来看,当地相关部门的认定是,此次事件是一起因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院内感染事件。应当说这样的认定是滴水不漏,但对于公众来说,却是过于笼统,因为这样的认定有太多的曾似相识之感,无论什么事都可以这样认定,可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客观地说,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但这是就总体而言,而针对具体事件时,既不能以点概面,也不能以面概点,在落实总体制度不到位的前提下,总会有具体事件的特定原因,而这样的特定原因才是具体事件的根本原因。而之所以官方在公布了对负责人处理信息后仍不能缓解社会的焦虑,其实就在于事件的具体原因还没有搞清。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应当承认,这件事也有很大的复杂性,因为很多医院都存在着重复使用一次性耗材的情况,而在不同病人之间重复使用耗材,是相互感染最大的环节,但恰恰在这个环节上,却是诸多医院整个制度设计的薄弱点或真空区。因此,对于当地相关部门给出的认定“因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院内感染事件”,其实并没有抓住这个具体要害,而是过于“以面概点”,避重就轻。

        而这也引出了更深层面以及更大范围内具体而重要的问题,即血液透析病人的耗材到底能不能重复使用?之所以说它是具体而重要的问题,一是因为它关系到控制流程和清洗流程的具体化设计。二是因为它关系到诸如梅毒、艾滋病患者信息登记的隐私权限问题,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登记,后面的一切显然都是难以控制的。

        因此,江苏盐城东台市人民医院发生的这起事件,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对现有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而是一个现有制度未能包括客观现实需要的问题。就目前的血液透析价格来说,确实很高,而且需要经常性地做,从患者经济上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而,耗材的重复使用也是患者缓解经济压力的一种诉求,甚至是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必然的选择。

        但问题是,这种重复使用的情况一边已经存在着,而另一边却没有与之配套的控制流程和清洗流程,而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模糊地带,医护人员既可以这操作,也可以那样操作,既可以简单地清洗一下,也可以疏忽一切,因为它还没有切实可行的明确管控规定。

        因此,这件事的本质,还是现有制度滞后于现实需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更高的管理部门不仅要处理好这起具体事件,而且更要花大力气解决好普遍性的制度更新问题,这里面既要明确耗材重复使的范围问题,也要设计出相配套的管控规定并切实可行。当然这也会涉及到诸如梅毒、艾滋病患者信息登记的隐私权限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只要用心走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