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车存缺陷:相关部门履职严紧了,消费者权益才不会“漏油”

——利之星被罚百万:相关部门履职严紧了,消费者权益才不会“漏油”


        西安奔驰女维权案曾引起社会关注,现在,关于该女士购买的轿车发动机漏机油问题已有了法定机构的鉴定结果:该车发动机缸体右侧因破损并漏油。该车发动机在装配过程中将机油防溅板固定螺栓遗落在发动机内,发动机高速运转过程中,其第二缸连杆大头撞击该遗落的螺栓,使该螺栓击破缸体。收于奔驰车存在缺陷,利之星被罚百万。(新浪新闻5月27日)

        对奔驰车这样的法定鉴定结果,在公开信息中很少看到,因为奔驰企业是不会让事件走向这种程序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所有的问题车一旦走上了这个程序,就不可能找不出一点问题。

        在国外,奔驰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在问题还没有发酵之前,或有了问题还没有惊动当事国管理部门之前,奔驰就会按着消费者的要求给予全力解决。而一般来说,消费者的要求会高于相关管理部门的法定底线,甚至,有些消费者会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但即使是这样,奔驰也愿意吃这个“亏”,其原因在于,诸如法定鉴这样的程序,是非常容易启动的,并且,一旦启动,便不可中途终止,而对于有问题的车来说,无论结果上严重程度如何,对企业都是难以应对的被动。

        而在处罚方面,根本不是个小数目,会远远大于这次西安利之星被罚的一百万。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类似于西安利之星那样的涉事店,一次处罚就基本上没有了下次被罚的机会,而同时,上游的厂家企业也会因此而受到诸多限制。

        因此,在国外,奔驰愿意吃消费者的“亏”,其实是为了占尽更大的便宜,即不走入法定鉴定程序,让人们无法看到问题的真相,最终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但在中国,多少年来奔驰连消费者的起码权益都不用支付,更别提吃点消费者的小“亏”,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然而,它们却可以将便宜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问题很简单,中国的消费者怕事,他们也没有力量抗衡大品牌的意图。而在国外,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据今年4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德国布伦瑞克检察院宣布,根据对大众汽车“排放门”事件的阶段性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裁文德恩在内的5名被告正式提起诉讼。此前一天,德国另一汽车巨头——奔驰母公司戴姆勒集团也因涉嫌用软件造假汽车尾气检测数据,再次受到德国汽车行业监管机构——联邦汽车交通局的调查。

        美国监管机构早在2015年9月就披露,大众汽车被查实通过非法软件调整柴油发动机工作状态,以掩盖发动机在正常行驶状态下氮氧化物排放大幅超标的真相,而实际上部分车辆的实际污染物排放量可至法定标准的40倍。当时,全球约有1100万辆汽车受到影响,大众因此支付了高达226亿欧元的罚款和车辆维修费用。 

        由此可以看出,国外相关部门不管对多大的品牌企业都不会留情面,而最关键的是巨额罚款。而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部门还没有使出真招,罚款的多少先不说,仅仅是法定鉴定这个程序就难以公益性启动,这次利之星的事如果不是社会反应强烈,恐怕能否启动也是个未知数,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根本无力启动这样的程序,因而,在中国也从来没听到过类似的法定结论。

       但恰恰相反,如南阳市“水氢车”这样的无厘头闹剧,却有人愿意出来站台,当地的市领导还专门为此背书。因此,在“奔驰车存缺陷,利之星被罚百万”这件事上,人们不仅不能迷信一些品牌,同时,人们还必须要求一些职能部门常态化地行动起来,并加大处罚力度。相关部门的履职严紧了,消费者的权益才不会漏油。

 


“水氢车”:起于嘲笑,但不应止于嘲讽,决策机制更重要

        5月23日一篇“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的文章,将南阳市和青年汽车集团送上舆论风口。记者了解到,南阳市高新区和青年汽车2018年12月28日签订了合作协议,拟在南阳高新区建设氢能源汽车产业园,计划生产氢能源乘用车、商用车以及氢燃料发动机。 十余年间,青年汽车集团还与济南、连云港、六盘水、鄂尔多斯、杭州萧山、石嘴山、海宁、泰安等8个地方政府合作,但很多合作项目都陷入中断,一些还卷入纠纷。(央视新闻5月27日 )

        氢能源汽车与其他新型能源汽车一样,都是未来车用能源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这符合中国乃至全球车用能源的探索理念,只是在技术发展和市场进展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从这个大背景来说,南阳市将“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当成重大新闻向社会发布,并且,在新闻中市主要领导还给予了明确的背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政府要有所作为。

       但不能理解的是,这应当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项目,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人们常说的“黑科技”,它可以颠覆人们的基本认识。而从新闻中被采访的相关科技人士表述来看,都表示出了严重的质疑,其核心在于,这项原理早已存在,但目前远远没有达到市场化的阶段,其要克服的实际问题还有太多太多,甚至,这根本不是几家科研院所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事,更不是几家企业就能在近期完成的事。而此时,当地政府将“水氢车”当成了可行的市场项目,犹如把未来当成了现在,把科幻当成了现实。

        科学原理与科学技术是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虽然它们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如果放在现实可行性以及成本中考量,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这项科学原理已经存在很久,但之所以未能转化为市场黑科技,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目前的条件还无法达到,这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对较长的市场力量配比参入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完成,也只有在市场自觉自愿的介入,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才是真实的有效的前景。

        而在此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不能理解的方面,即普通百姓并不是用高深的科学道理才发出质疑,而只是从一般常识出发,就简洁地推翻了这个项目的可信性。而对于当地政府部门来说,所站的高度完全高于普通人,换言之,百姓能看出的破绽,当地政府部门通过科学决策机制只有更早发现才符合常理。因为政府的决策能力来源于班子的集体运行,而不是其中某个人的力量,这种班子机制本身也是防止决策跑偏的理性约束力,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减少个人的头脑发热,和非理性定调。

        但遗憾的是,在这件事上,当地相关部门在整体上都没有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它并不是政府部门缺乏基本常识的问题,而是决策机制缺位的问题。急功近利成了主要领导的出发点,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将国家的扶持资源并不是用在了实实在在的刀刃上,而是用在了虚幻玄妙的海市蜃楼上,只谋政绩,不谋正事,只谋新闻性的流量,不谋可信性的含量。

        南阳市“水氢车”这件事,经一些科学家在媒体上的科普,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它了,同时,这则新闻中出现的一些领导也受到了人们的冷嘲热讽,其公信力大打折扣。但从社会更大角度讲,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都不应因此事而产生挫败感,或背上思想包袱,因为这是决策机制出了问题,只要发现问题找到漏洞,补上就好,让机制在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个人,笑话就会少些。因此,从全社会角度说,对待这件事情,虽然起于嘲笑,但却不应止于嘲讽,社会监督与决策机制的更新更重要。


 


王源吸烟道歉:名人都是“软柿子”,普通人才是“硬骨头”

——王源吸烟道歉:最难管的不是名人,而是普通人,控烟的根本在于“刑过不避名人,赏罚不遗平民”

        艺人王源在工体一家日料餐厅就餐时吸烟,涉嫌违反《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王源在微博上就此事公开道歉,称“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接受处罚”。北京市朝阳区卫监所对涉事餐厅“桐寿司”检查发现,该餐厅没有禁止吸烟的标识,也没有相应的禁止吸烟管理制度,责令餐厅限期改正,并将对王源进行处罚。(新京报5月22日)

        不管是什么人,都应自觉遵守控烟条例,在这一点上,没有例外可言,更没有特权可言。王源是国内知名男子演唱组合TFBOYS的三位成员之一,具有极高的人气,去年11月刚满18周岁,所以该消息一出,公众很快把目光放到“王源吸烟”上。因而可以说,是他的人气间点燃了公众的怒气。

        但这种怒气并不是仅仅指向王源一个人,同时还是指向更多餐厅的真实场景,而王源的吸烟,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引爆了公众对普遍问题的强烈不满以及无力与无奈。从记者调查中可以看到,周边的一些餐厅虽然都贴有禁烟标识,但吸烟者依然熟视无睹,更没有人给予劝阻,这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常态,而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才是公众产生怒气的根本。

        王源在微博上就此事公开道歉,称“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接受处罚”。应当说,这个道歉是一个正向的示范,这个道歉也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平息事态的作用,但这里面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这类问题上,名人的反向示范或正向示范的作用真有那么强吗?

          其实,作为一种态度的表达,这种示范是必须的,也好像能起到很大的实质作用,但事实证明,从社会管理层面来说,这根本就是一道模糊的试题。因为名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事已经发生了多起,而每一起的最后都是这种千篇一律同样格式的道歉,然而,这对公众并没有起到想象中的作用,即周边的同类场所,甚至是那些曾经涉事的场所,依旧是记者调查看到的那样,一切都是老样子,而所谓的示范作用根本就荡然无存。

        因此,社会在讨论这类事件时,可能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即名人的作用可以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甚至以一当万。然而,从社会管理层面来说,在违规吸烟这类事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效果,而将希望寄托在名人的示范作用上,让名人的示范作用替代相关部门普遍性的日常管理,本身就是管理者堂而皇之的偷懒行为。

        因为在控烟这类事上,最难管的并不是名人,名人在公共场所无论做出了什么错事,在舆情的压力下其实都是最终的“软柿子”,因为他们要顾虑到自己名声名誉和口碑形象毁坏之后的后果,到目前为止,做了错事的名人,当然也包括这类吸烟事件的名人,还没有谁不向公众做出道歉和接受处罚。

        而最难管的却是一些普通人,因为这些普通人不怕曝光,不存在名人效应,也没有名声名誉和口碑形象被毁坏的顾虑,当然更不会引发什么更大的不利后果。他们在餐厅里随便吸烟,没人能管,也没人敢管,管了也白管,用餐厅服务员和周边客人的话说,这些普通人才是比名人厉害的“硬骨头”。

        因此,在公共场所控烟这类事上,对名人一定要依规严管,按上限处罚,但却不应将他们所谓的示范作用和道歉作用放得过大,更不应寄希望于以名人的示范作用替代日常执法,否则,在控烟这类事上,就会变成貌似只有盯住名人才能推进的逻辑误区。因而,相关执法者敢不敢啃一啃“硬骨头”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刑过不避名人,赏罚不遗平民”,才是依法依规解决问题的根本。

 


齐齐哈尔原书记财产超3亿:竟然有2.42亿“能说明来源”,该如何解读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原书记杨信获刑情况被公开披露。1995至2013年,杨信在担任大庆市副市长、市长,齐齐哈尔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期间,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李丽华,收受企业及个人款物折合人民币1490余万元。一审判决书显示,其家庭财产超3亿,家庭财产及支出中,约2.42亿元人民币能说明来源,尚有约6148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新浪新闻5月21日)

        在近年出现的大案中,财产超过三亿的也出现了不少,但其中几乎每起案件都没有提到“能说明来源”这种说法。而在这起案件中表述得很明白,杨信总共有超3亿财产,但其中2.42亿能说明来源,虽然案值很大,但只有一小部分即6148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同类案件中是很少出现的,换言之,这2.42亿就是“合法收入”。

        但问题来了,齐齐哈尔市并不算GDP高的城市,在全国排名中,整个东三省都是靠后的位置,而齐齐哈尔市也从来没有相对靠前过。也许有人会说,东三省是老工业基地,那里曾出现过经济发达的情况,也就是说,杨信的家庭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殷实,而后来的这些财产,理论上可以是那个时候的积累。

         因为从一审法律文书上看,这2.42亿中,其中还有很多是来自当地的如大庆报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利润人民币约1376万元;大庆报旅及其广告公司的广告收入人民币687.3万元等,还有黑龙江省大庆市、齐齐哈尔市、辽宁省大连市、北京市的房屋出租获得租金520.6万元。显然,这是一个连环问题,即这些来源,都仅是问题的一半,而不是问题的全部。

        其中关键节点在于,“大庆报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利润1376万元”和“大庆报旅及其广告公司的广告收入687.3万元”为何存在?显然,这都是当地的国企,而国企的收入为何会成为个人的财产来源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当年的国企改革中,出现了国有资产的贱卖情况,并以股份的形式完成了合法化持有,但本质上讲,这还是国家资产在那个时候的流失所致。

        因此可以说,本案一审法律文书提到的2.42亿“能说明来源”,这本身就是不该有的遗留问题。因为从杨信在职的1995至2013年间,国家已多次发文清理国有资产遗留的股权问题,并明确提出了领导干部及其家属要与所有企业脱钩,而且,对处置结果还要有完整的公示。因此,从原则上说,现在的2.42亿的“合法化”,是很难存在的。

        显然,这位落马书记财产超3亿,其中竟然有2.42亿“能说明来源”,这本身也是巨大的遗留问题,而今天对这个案值的解读,其实也是对之前国家政策实施情况的检阅。但遗憾的是,2.42亿“能说明来源”,本身反映的也是当初与现在国企改革重组时国家财产的散落情况,但这也说明,人们经常提到的“第一桶金”与“原罪”的关系。

 


医生乱装支架收回扣:对医生的“自由栽量权”如何规范

——医生乱装支架收回扣,一次一万:对医生的“自由栽量权”如何规范,解决共性问题,亟待机制升级

        近日,有微博用户爆料称(苏大)“附一院心血管主任医师杨向军,被其博士生实名举报:乱装支架,装一个回扣一万元”。5月20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称,“目前情况不太清楚,案件正在调查中”。杨向军不仅是苏大附一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是苏州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大内科主任、心血管内科主任。(新浪新闻5月20日)

        医生给心脏病患者安装支架,是对患者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但从患者角度来说,并不具备基本的医学知识,无法判断到底该不该装,更不知道该装多少。而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对医生是信赖的,开胸是一个巨大的手术,对患者也意味着巨大的生理痛苦,谁都不愿意为了同一种病再二次开胸,因而,对于到底该不该装支架或该装多少的问题,当然要交给医生的专业判断。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医生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而患者也愿意听从医生的专业安排,但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出于对医生的绝对信任。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医生不但有着医学方面的专业判断能力,同时也有着相当大的“自由栽量权”。换言之,在对患者身体有利无害的前提下,既可以采取前瞻型施治,也可以采取保守型施治;既可以让患者多装,也可以让患者少装。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自由栽量权”之下,如果给患者少装了,那么不久之后一旦病情变化,就会涉及到再次手术,给患者增添二次痛苦,而这时,患者就会对医生的职业水平产生质疑,甚至还可能引发医患纠纷,并口口相传到其他患者那里。而对于医生来说,口碑与声誉是职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如果有了负面传播,则会对医生的职业前程造成很大被动,影响到医生个人发展的未来,但这也会影响到整个业界的未来发展。

        而如果是给患者多装了,那么就会给社会医保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同时也会连带引发小病大治、过度医疗等现象。而这些问题加在一起产生的浪费,对于现在并不宽裕的社会医保资源来说,又构成了长久而客观的隐形压力,这使得有限的医保资源可能出现流动滞缓,或捉襟见肘的情况,而这对于整个医保体系来说,则又构成了潜在的风险与危机,显然,从社会保障层面而言,对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利。

       因此,虽然医生的 “自由栽量权”是应当存在的,因为它既可体现出医生水平的个性化施治价值,也可以体现出医生面对同种病状下的精确调整,而这种精确调整往往体现的又是整个施治方案的核心所在;但是,医生的 “自由栽量权”同时也是需要加以规范的,否则就会出现“自由栽量权”大于普遍规律的潜规则,这时它就会走向问题的反面,对医保资源的合理利用更为不利,更会滋生“自由栽量权”之下的自由腐败。

        这次,对于苏大“附一院心血管主任医师杨向军,被其博士生实名举报乱装支架,装一个回扣一万元”的爆科,苏大回应称“目前情况不太清楚,案件正在调查中”,因而,现在还不能断定其行为是否属实。但毋庸置疑的是,此类现象一直都在很多医院普遍存在,而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对于这件事的爆料,不管其最终结论如何,都不会影响人们对普遍情况的感知。

        显然,不管是小病大治还是过度医疗,或是其中滋生的医疗腐败,其实都与医生过大的“自由栽量权”有关,它已经是一把双刃剑。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事,它既需要恰当保留医生的自由栽量空间,也需要给予必要的规范,而这就需要管理机制的跟进和细化。

        比如,大额医疗方案是否需要考虑机制性的再次审核?主治医生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是否还需要增设其他医生的“揪错”环节?总而言之,普遍性问题的存在,背后必然有着共性的原因,而制度的提升和机制的升级,是解决共性问题的根本路径。


 


周口男婴事件,母亲自导自演:所用公共资源,谁来买单?

       “河南周口婴儿丢失事件”有新进展。5月20日,记者获悉,该事件系男婴母亲因家庭矛盾,和其亲友策划“自导自演”。5月16日上午,河南周口一女子称自己带着4个月大的儿子外出散步,在一处街边游园小径内因病晕倒。等她再次醒来时,发现孩子不见了踪影。婴儿已于19日凌晨被警方安全找回。事发后参与策划者迫于社会压力主动向警方说明情况,后在郑州市公安局未来路分局被控制,现已被带回周口。(新京报5月20日)

        这位母亲的此举有些怪异,她精神是否正常,估计也仅仅处于正常范围的边缘。婴儿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做为一个正常的母亲,谁能为了演一出逼真的闹剧而将自己的骨肉当成道具呢。

        显然,这位母亲没有任何爱心可言,但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她是一个不能自恃的病态之人,那么参与的其它亲友为何也是这样无情且无知呢?而这才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一个人突然要做荒唐事,在一定成程度上是难以阻拦的,可能是忘了吃药,或吃错了药。

        但现实中,这么多亲友却不可能同时吃错了药,当然更不可能同时都患上了同一种病,而且,这种病还都在同一时间暴发。因此,答案只可能有一个,即这些亲友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定向产物。

        但关于人性的问题并不是此事的重点,因为那是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偏枝,谁都无法挽救,由他而去,自生自灭。但关键的问题是,警方动用的所有资源,都是全社会的共同成本,对于这些的成本,该不该由这个家庭买单?

        社会资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付出与积累,它的意义在于必要时对社会成员的全力保护,但它的前提在于合情合理合法的使用,而如果没有了这个恰当的前提,那么在趋势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浪费这公共资源的人。

        但让人们合理使用社会资源,并不仅仅是一件事后批评教育就能完成的事,因为批评教育并不是硬性的责任承担,而只有使之承担起资源的代价,才能使之明白代价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前段时间发生的无人区驴友失联事件,事后,那位失联者居然与救援队打起了官司,不想支付救援费用,还要求救援队拿出救助视频作证,声称,自己根本不是救援队救出的,而是自己福大命大造化大,自己走出来的。看吧,廉价使用社会资源后,竟然一点都不领情,而这就是廉价的结果。

         而回到“河南周口婴儿丢失事件”上来,如果处理不到位,最终也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最重要的是,将来还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效仿他们,因为在他们心里认为,公共资源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连一点情都不用领,拍拍屁股就可走人。

       因此,对于“河南周口婴儿丢失事件”来说,虽然警方已经带走了“自导自演”的这家人,但这远远不够,因为社会公共资源的成本他们还没付。而对于这类事件的惩治,拘留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付出使用资源的费用。白给的东西没人珍惜,廉价的资源也没人在乎,只有让他们全额买单,才会给全社会一个必要的警示。

 


家长给孩子“补情商”,只会让孩子心灵很受伤

——孩子的情商是天性,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花钱给孩子“补情商”,是给孩子贴上了负面标签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火爆南京家长圈的高价情商培训班,引发广泛关注。有网友提出质疑,也有一些家长表示课程确有效果。培训班号称0到15岁的孩子都能学,有的课程花费达数万元,仍挡不住家长的热情。轩轩的妈妈说,半年前,她把轩轩送到南京市江宁区一家儿童情商培训机构,“一年124个课时,打完折的费用是17800多元。”(新华社 5月19日)

        前几年,“智商”曾是个热词,一些家长看到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就认为是孩子的智商出了问题,于是就报名参加社会上名目繁多的智商培训班。而这些培训机构,也把“智商”当成了万能的筐,什么都往里装,不管孩子学习不好是哪方面的原因,都将之说成是智商出了问题。

        而对于家长来说,“有病乱投医”也成了一种宣泄焦虑的方式,不管能不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要能满足自己心理上的模糊认识,就算这钱花的值。由此可以看出,家长让孩子参加各种班,其根本意义并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在自己身上,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心理平衡。

        现在社会上又出现了大量的“情商”培训班,这对一些家长来说,又构成了心理扰动。他们认为,别人家的孩子都报了班,而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报就等于落在了别人的后面,前几年,一些幼儿学前班在招生的时候,总在给家长们洗脑,美其名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现在,培训机构则又对家长们说,不能让孩子输在“情商”线上。

        客观地说,孩子的情商确实有所不同,但从心理学上来讲,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所谓的不同,仅是孩子外在待人接物的方式不同,但这与家庭的文化偏好和传承有关,有些家庭属于传统型文化氛围,孩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当然就会养成中规中矩的习惯,尽管在一些情况下,稍显得不够开朗与奔放。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家庭属于前沿型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的特点就是喜怒形于色,快速表达,直来直去,不加掩饰,能够及时做出心理诉求的外化与输出,并高效地融入周边环境,从社会交流来说,能给人流下强烈的印象,但在一些家长看来,这种特点也会让人感到孩子不够沉稳,容易与他人发生争执,甚至将来到了职场,会是个惹事的角色。

        但孩子的“不够开朗”与“不够沉稳”,根本就不是情商的问题,而是家庭文化传承多样性的结果,同时,孩子情商的发育过程,也并不像家长们想象的一条直线那样,而是一个曲线发育过程。它既不可能按着家长的意志随时随地的目标化,也不可能按着培训班的意志千篇一律地模式化。

        对于孩子来说,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心理意识流的存在,而这些不同的阶段出现,对于不同的孩子,有快有慢,有早有晚,本身就是上下起伏,各成峰谷,这是孩子情商发育完成自塑的链接式自然过程,但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个自然过程既不可跳越,更不可替代。

        因此,给孩子报班“补”情商,在儿童心理科学层面,其实是没有明确的依据,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大数据与大样本的支持,有的只是一些家长的自我“感觉”,它对孩子的效果,自然也就无法证实,家长花大价钱买来的,也就是自己的心理暗示与心理作用和心理平衡而已。

        但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所谓孩子的“情商”,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它是孩子自然天性的外化,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无论什么样的情商,都不存在好与坏贵与贱,更不是所谓“成功学”上说的必然基因,而如果非要给孩子“补”情商的话,那么也就等于是给孩子贴上了情商不足的标签,而这样的标签,其实会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很受伤。


 


首个童模保护机制出台,最终还需法律护航

——让法律为童模护航,是机制形成的最终方向

        前段时间,一位年仅3岁的“网红”童模妞妞被妈妈踢踹的视频引起了大家广泛关注,不少人开始思考关于童模行业规范、童模权益保障等问题。近日,滨江区人民检察院会同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青团滨江区委员会出台《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这也是全国首个童模保护机制。(每日商报5月13日)

        此三部门联合出台的《意见》,主要内容虽然包括童模活动的范围、童模活动从业人员及童模监护人的法律责任、职能部门工作内容等,但根本指向其实只有一个,即童模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应当说,这是一个具有针对性的责任指向,在此预想下,童模的身心健康有望得到根本保障。

        但也应当注意到,童模的监护人一般情况下都是家长本身,换言之,童模所有的商业安排都是家长意志的体现,而对于其中一些过度的内容,童模本身并没有事前的甄别能力,和实际上的选择与拒绝的能力。由于年龄幼小,心智不全,其一切商业活动的安排,实际上都要由家长代劳,因此在绝对程度上,家长的意志才是这个《意见》的重心。

         但问题来了,如3岁的“网红”童模妞妞被妈妈踢踹的视频那样,这位家长本身就是这位童模的伤害者,可以肯定,是利益的驱使才让这位妈妈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而对于大多数童模来说,妈妈也是他们的“经纪人”,如视频中的那位妈妈,既是监护人,也是经纪人,还是伤害者,是利益让她选择了伤害,而广普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发生在公共场合,又有谁会发现呢。

        显然,这个《意见》的重心是落在了家长身上,虽然这个针对性指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唤醒责任意识却很难。因为家长既然将孩子当成了商业童模,那首先就有利益的考量,而在这种根本的利益诉求之下,监护人的角色只会摆放在最末位置上,甚至在商业活动的过程中根本意识不到这种角色的存在。因而,在从一定程度上说,犹如与虎谋皮,仅靠童模的家长来保护童模,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逻辑悖论。

          因此,对于杭州出台的《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虽然有很大的可取之处,不过,也存在着不可行之难,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个《意见》首个童模保护机制的社会意义,因为这毕竟是开先河的全国首创,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按着它的针对性指向,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并随着社会的广泛关注,后面一定还会有更丰富的内容介入其中。

         但社会还应当看到,这样的《意见》并不是法律,它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和违背之后的惩戒性,而在童模这个复杂现象以及成因背景之中,《意见》只能起到一定的积极指向作用,但却不能超越本身的能力而替代法律的作用。因此,对于童模保护机制来说,这样的《意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后续还需要上升到法律的范畴,让法律为童模护航,才是童模保护机制行进的最终方向。

 


取消“高考移民”资格,是目前情况下最大的公平

——取消“高考移民”资格,是对“模糊同情”的有力破解

        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治理“高考移民”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全省共有33人不符合广东省高考报名资格,另有1人不符合报名所在市高考报名规定。根据规定,对33名学生取消广东省高考报名资格。 通报表示,对取消高考报名资格的学生,将妥善安排回原户籍地报名参加高考。(新浪新闻5月14日)

        “高考移民”这种现象多年来一直存在,只是由于各地高考管理部门对于考生的原始信息还不能完全共享,甚至还存在着信息的瓶颈和盲区,这造成了两个弊端,一是管理部门无法掌握考生学籍的真实流动情况;二是对于考生来说,即使通过曲线路径回避了高考规定,一般情况下也很难被发现,而即使被发现了,也往往出于“考生不能没学上”的模糊同情,而默认了生米做成的熟饭,不了了之,成了一种不该有的惯例。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今非昔比,随着国家高考管理系统的进一步联网升级,各地间已经完全可以异地调取并验证考生的学籍变动情况,轻而易举就可掌握考生的必要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各地管理部门来说,并不存在管不了的问题,只存在想不想管的问题。但从广东的这次处置来看,显然是动了真格的,这对其它地方来说,也做出了恰当的范例和明确的参照。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是客观上的根本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能马上解决,因为它与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和深度的关联,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异和机会差异;而反过来,这种差异又作用于教育资源的进一步不均衡。因此,这似乎让人感到省区名额划分是不公平的,应当不设地区名额,择高分录取才对。

        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是一个结构性系列问题,现实中难以全部用行政方式解决,而对于中国这样幅原辽阔的国家来说,较长时期内还会存在地区间的差异。而在这种客观现实之下,作为国家层面,最怕的就是出现“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因为这对国家战略发展和缩小东西部差距和沿海与内地的差异极为不利,因为“马太效应”的结果,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均衡。

        而在这种情况下,省份间的名额划分就是一种公平的最大公约数,它防止的是“马太效应”的出现。可以想像,如果各省都不设名额限制,而唯高分录取,那么诸如西部地区的西藏青海等地,那里的教育资源本身就不足,而考生的学习情况和质量当然就无法与大城市相比,而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如果过份强所谓的“公平”,那么,那里的考生能有多少走进大学?

        因而,在现实情况下,甚至在较长时期内,国家对省区的名额划分就是相对较为公平的办法,因为它不但考虑到了考生差异实际情况需要一定的倾斜性保障,同时也考虑到了社会经济区间更大的公平,但这一切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对考生的限制,而在于从长久机制上防止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两极分化,最终,这都将成为对社会最大公平的基础性支撑。

        这次,广东对32名“高考移民”取消在粤高考报名资格,应当说是对往昔一些地方“模糊同情”认识误区的一次校正和一次有力破解。它使人们认识到,各省的名额供给,其实就是公平最大公约数的具体分布,这体现的是更大的公平,和国家战略的取向,本质上是尽社会现有力量所能,尽力预先破解未来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可能出现的更大不均衡现象。


 


被动“盯梢”记者,不如主动邀请媒体

——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南涌社区下辖各住宿场所,被当地派出所要求“盯梢”记者。记者注意到,一位名为“南涌警务区波哥”的群友,在“南涌旅业、浴足业、娱乐业群”发布消息称,“接派出所紧急通知,从即日起如发现在辖区旅游业有新闻记者入住的,请马上与警务区联系。各单位收到请回复!”随后,群内各酒店负责人均回复“收到”。(5月14 重庆日报)

         当地派出所要求下辖各住宿场所“盯梢”记者,这样的奇葩心思很难令人猜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辖区的工作表现没有信心可言,以盯梢记者来掩视自己工作的不足。但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从新闻报道可以看出,当地政府正在处理一起村民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纠纷,村民想依法解决此事,并请来了律师,但没想到当地政府派人到天津市律师协会,投诉律师事务所违规违法。而在这种背景下,政府部门指令当地派出所对记者的盯梢,实际上是一些部门“心虚”表现的延伸。

        在各地村民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纠纷事宜中,很容易出现说不请的问题,因此,村民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自己的权益则需要在明明白白中很到保护,但要看清一些事情却很不容易,因为一些主导部门不希望村民们知道的太多,这会使主导部门减弱自己的权威。换言之,就是主导部门只想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想在公众场合倾听并考虑村民的诉求,在他们看来,透明只会带来更多的事端,使自己的工作被动,因而,这也是一种暗箱操作的习惯。

        村民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在这方面,国家已经发布过多次明确规定和补充性政策,其核心意义就在于依法依规依合理诉求来完成此类工作,这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但对于一些地方来,却还是习惯于捂盖子打隔断的老思路,表面上看,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没有发生问题,但遮遮掩掩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会埋下事后的强烈反弹之笔。

        村民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靠的是透明的政策,和透明的规定,如此推进才是在基本轨道上的规范进行。但同时也要公开倾听村民的诉求,而不是在小范围内听取小众的意见,因为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来自于普遍性诉求,但同时,任何政策都难以含盖所有的最新诉求,它必须有因地制宜的调节性,以适宜政策制定时未考虑到的情形,而这本身也是对一些政策规定的现实化补充和丰富完善。换言之,这项工作当然要有着与村民协商的必要空间。

        而记者的工作,就是要如实报道协商中发生的一切,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同时,记者的如实报道,也是对社会事物的必要监督,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依据政策规定行事,就不该担心记者的存在。而从更高意义上讲,记者将看到的深层问题报道出来,也是对国家后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客观的依据,而这对更大范围内同类工作的推进与落实,则会产生普遍的修正意义。 

        对于当地派出所要求“盯梢”记者一事,其实根本反映的还是相关部门工作没底的状态,但靠盯梢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问题的产生并不在记者身上,而在当地政部门的身上,而如果当地部门能够依法依政依规处理这类事宜,就不会发生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此,对于当地来说,要调整好工作思路才是最重要的事,而不是将心思花在盯梢记者上,如果对面临的工作有底气、有信心、敢公开、敢透明,就会提前消解诸多的问题,而不是问题聚集后的强烈反弹。对于此类事宜的解决,社会最愿意看到的场景是,诚心诚意主动邀请媒体记者充分参与和互动提问,既不夸大成绩,也不回避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