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拒不道歉:身陷两难境地,还有平衡空间吗?

原告邱路光与被告陈凯歌名誉权纠纷一案,因陈凯歌拒绝履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2020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被告陈凯歌在《法制日报》、《北京晚报》、《作家文摘》向原告邱路光书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义务,邱路光申请执行。法院审理后判决: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陈凯歌在相应媒体向原告邱路光书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道歉信的具体内容由本院审核。(新浪新闻18日)

从此事来说,陈凯歌已经进入两难境地,如果道歉的话,那么就失去了名人所谓的范儿,而如果不道歉的话,也扛不了几天,因为在七日之内不履行判决,法院就要将本判决书主文通过上述媒体发布,相应费用由被告陈凯歌负担。

因而可以看出,摆在陈凯歌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按法院判决,在时限内履行道歉义务。但是,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不情愿的事,因为从他之前的固有态度来看,很难完成这样的自我转折,而如果这样的做了,显然是在折损自己的“锋芒”。

二是自己依然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等着法院在媒体上发布判决书,并负担相应费用。表面上看,这样的就对可能会保全更多的面子,但其实,这只会失去更多的面子,因为法院在媒体上发布判决书,本身就是对陈凯歌态度的一种认定,而对于这样的结局,对陈凯歌的今后并无益处可言。

因此,对于陈凯歌的选择来说,一个结局是失去,另一个结局是失去的更多。但在这之间,是否还存在着平衡的空间呢?其实还是存在的,因为对于这种名誉权纠纷案,法律本身也主张双方通过可以接受的形式和解,而这就是一种平衡空间的法律预存。

在这件事上,虽然法院已经有了明确定论,但这并不影响多种和解方式的形成,只不过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否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而如果通过私下坦诚的沟通,对方完全有着重新考量的可能性,而到了这一步,剩下的就是具体操作了。

不管最终是以何种方式,道歉都是必须的内容,但同时,“两害相较取其轻”也是一种自我衡量的标准,因此,在充分尊重对方意愿的前提下,一切皆有达成和解的可能,当然这体现的也是名人之间的智慧往来。

 


研究生跳楼身亡:导师的“压榨”能成立吗?不妨让子弹多飞一会

近日,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布信息称,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经纬,常年被其导师压榨,“几乎每年365天无休止,没有节假日,无偿地为导师陆琰君工作”,最终,于20181213日跳楼身亡。而在稍早些时候,同济校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关于学生跳楼是否与导师“压榨”有关,目前仍在调查,“陆同学的导师陆琰君确实还在国外,学校已经劝其立即回国,同时在考虑派人前往国外开展调查。”(新浪新闻17日)

从类别上看,这条新闻有些曾似相识之感,就在去年的今天,一篇《寒门博士之死》引发社会热议,内容是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杨宝德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周老师,我还在实验室,下午过去找你。”后来,他被发现溺亡于西安灞河中。

而杨宝德的女友认为男友的自杀与他的博士生导师周某有很大的关系:“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做出了轻生的行为”。

杨宝德女友曾在微博上发长文,声讨其博士生导师周某是酿成此悲剧的罪魁祸首,并贴出二人聊天记录作证。但此事已经过了一年,也未见权威部门给出根本定论,足见其复杂程度不同寻常。

而对于刚刚发生的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经纬跳楼身亡事件,其背后到底是否与导师“压榨”有关,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说其复杂,根本上在于不管在哪所高校,也不管在哪个专业,为自己的导师拼命工作,已经是学生的一种标志性常态。

因为学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导师的态度,而且,这是一种自由裁量幅度非常大的评价权,如果导师给出好评价,一切则顺,而如果导师没有给出好评价,则一切都是未知,学生的学业极有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但是,对于同济大学研究生陆经纬跳楼身亡事件来说,以现在所公布的信息为前提来看,“压榨说”还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情绪性说法,因为这还没有得到导师陆琰君的正式回应,而逻辑的建立,必须在依靠于双方的声音,而不是靠单方的说法。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陆经纬拼命地为导师工作,并留言给导师“我去跳楼了”,但这仍旧难以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给导师拼命工作的学生并不少,但因此而跳楼的却并不多,因而,因与果的必然关系,还不能就此断定。

所以,在承认了一些导师普遍给学生压力过大的现实下,也必须要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学生的心理抗压能力是否就真的这样脆弱?显然,这是一个必须要厘清的问题,否则,学生与导师之间,就会形成深层的对立,而这对于完成学业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普遍性潜在问题。

可以说,在现在社会中,压力无处不在,而对于在读的研究生们来说,更是承受压力的至高点。但是,完成学业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学习承受压力的过程,而如果将学业与压力截然分开,就犹如将寒窗苦与梅花香断然隔离,对于学生来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对于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经纬跳楼身亡事件来说,社会要反思的问题应当有三个:一是导师让学生无休止地工作,这种现状应当怎样改变?二是导师对学生的评价权应当怎样防止私有化,是否应当上升到制度建设层面?三是一些学生的心理为何如此脆弱,对学生的心理教育课,是否应当提升到教育大纲中?

所以,这起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经纬跳楼身亡事件,令人扼腕,但背后的原因,就目前来说还不足以得出可以说服众人的结论,一方面是因为导师陆琰君还没有给出可以参考的正式回应,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关部门还没有从以上三个问题的角度给出深入的综合分析。因此,对于这起事件,并不能轻易定性为“压榨说”,不妨让子弹多飞一会,这样才会离真相更近。

 


权健公司18人被拘:“受骗者”值得同情吗?

——权健公司18人被拘:受骗者成了施骗者,他们值得同情吗?

11日,天津市公安机关对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12日,对在权健肿瘤医院涉嫌非法行医的朱某某立案侦查。截至17日,已对束昱辉(男,51岁,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对另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取保候审,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新浪新闻17日)

权健公司能疯长到这么大的规模,最关键一点,就在于将所有的产品包括鞋垫在内,都渲染成了包治百病的产品。而对于被骗者来说,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他们对于骗局的识破,确实有着力不从心之处,因为直销与传销对于他们来说还无法分清,而权健公司实施的洗脑,更使他们模糊了本质的区别。

因此,在一定程上,对于这些中老年人应当给予一定的同情,但在实际情况中,却又不是这样的简单。因为这些被骗者,一开始确实属于上当受骗,但被骗之后,他们为了捞回血本和挣更多的钱,也会发展下线,而从此时开始,他们的角色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即从一个受骗者,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施骗者,而既然他们有了这种角色的改变,也就不该再得到社会的同情。

从以往破获的一些传销案可以看出,一些被骗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掉进了坑里,但却要拉来亲朋好友往坑里跳,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多找几个垫背的亲朋好友,自己才能踩着他们的肩膀爬出坑。显然,在这些人心目中,已经没有了道德与亲情可言,有的只是拼命地拉垫背,将亲朋好友置于火坑之中,因此,对于这种所谓的受骗者,他们根本不配得到社会的任何同情。

然而,在现实中却又恰恰相反,因为社会往往会对这些所谓的“被骗者”给予过多的同情,貌他们才是唯一的受害者,而实际上这就是混淆了他们的角色性质。明明已经参与了骗局,还能以一个被骗者的身份套取社会同情,这显然是由于社会同情者概念的模糊造成的是非不分的结果,而从法律上说,这样的人,也是传销案的实施者,同样也要得到法律的严惩。

另一方面,如果对这样的人给予了同情,那么就等于变相支持了他们,因为“同情”使他们仅仅成了受害者,但却掩饰了他们施骗他人的犯罪行为,这也是一种变相纵容,因此,这种同情是不该给予的,同时,也是必须要治罪的。

这其中的法理很明确,如果被骗者没有发展下线,那么就是一个纯粹的受骗者,这是一个基本的性质区别,而发果发展了下线,哪怕只发展了一个垫背的,那么就发生了性质的改变,即成为了传销组织的施骗者,而对于这种情况,其实没有同情可言,承担法律责任是,是他们行为的题中之意。
 


流浪狗咬伤人,“爱心主人”被判赔三千七:这样的爱心,冤不冤?

——社会爱心理念,也要在法律规范中进一步提升

湖北十堰男子周某长期为流浪狗提供食物,结果流浪狗将他人咬伤。法院审理认为,流浪犬长期滞留其庭院,视被告为主人。被告未驱离流浪犬,客观上已成为流浪犬实际管理人,判决周某赔偿3700余元。(新浪新闻14日)

不管在哪座城市,都可看到很多流浪狗,于是一些人给它们定期投放狗粮和饮用水,对于这样的举动,当然是一种爱心的体现。而很多地方也已经成立了这样的志愿组织,志愿者们每月提供一些钱,以实施爱心行动,这应当得到人们的认可。

但对于湖北十堰发生的这件事来说,却有所不同,因为这只流浪犬长期滞留其庭院,这本身就是一种既成事实的收养结果,而在这个前提之下,必然就会产生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当狗咬了人时,周某就有义务处理后面的事宜,这是不能推脱的法律责任。

如果换个角度举个例子就能清晰地理解其中的法理依据,比如,某好心人在街上领回一个乞丐回家,长期给他吃给他喝,但如果这个乞丐不巧生了病或出现了意外,那么,这个好心人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担负对这个乞丐的责任,因为当你领他回家的时候,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接过了社会责任。

而之所以发生在湖北十堰的这个法院审理,会引发人们的强烈争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爱心”二字上。爱心到底是什么?在一般情况下,爱心是指善意的初衷,和一定的实际行动,但爱心并不仅仅指的是给吃给喝给住,而更重要的是敢于并有能力承担应有的社会与法律的责任。

有人说,如果这样较真的话,那么“爱心”的门槛儿是否太高了?但客观地说,“爱心”确实存在着门槛儿,其中的根本原则,就在于自愿接受社会责任之后,就要认真履行道德与法律的义务,不能因为有爱心的初衷,就屏蔽掉所有的现实风险,而避免风险的发生,本身就是爱心的合理且必须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很多国家,人们在施以爱心的时候,并不主张己力而为,而是要依靠于专业化的社会机构,并且这样的社会机构,也要接受严苛的社会监督,社会的监督者,决不会因为机构的爱心初衷,而放松对其长期过程的时刻监督。

而从社会监督者的角度来说,对人或动物的爱心看待,首先就是以法律层面的视角来看待与评估,在看到完成了法律义务之后,才会给予道德层面的点赞。而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当一个人表现出爱心初衷的时候,社会马上就会给出极大的赞许,而当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又会马上追以极大的谴责。

显然,这种相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对爱心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在目前人们心目中,感性认知多于理性认知,眼前评估多于长远评估,道德层面的审核多于实施能力层面的审核,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爱心的行为之下,忽略了对法律义务与社会责任的确认。

因而,湖北十堰的这起法院审理,给予了社会这样的启示,即社会确实需要更多的爱心,这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但爱心是需要实际能力支撑的,它决不仅仅是一种善意的初衷就能涵盖的。这里面的责任与义务一定要清晰无误,并应当得到法律的进一步确认,换言之,社会爱心的理念,也要在法律的规范与导向中,进一步提升。

 


13岁少年锤杀父母:心理变异,如何形成?

——13岁少年锤杀父母:家庭失教,老师无察,心理变异,如何形成?

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故事,51岁的罗华军没有想到,那个他养育13年、甚至屈身陪着去网吧打游戏、偷他2万元随意花销和,他也不曾动手教育教育的13岁儿子,竟朝他和妻子,举起了铁锤,他和妻子,就这样,被儿子杀害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的寒夜里。201912日下午,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官方向媒体证实,涉嫌在20181231日晚锤杀父母并逃逸的罗林(化名),已被警方在云南大理抓获。(新浪新闻13日)

13岁小年锤杀父母,令人扼腕,一个家庭瞬间瓦解,这不禁使人追问,这样的少年竟然忍心亲手杀死自己的父母,他曾经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他的心理变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后续的深度报道中可以到,罗林在老师面前表现得很听话,从不违反纪律,他的班主任接受采访时说“除了上课看点课外书,没有什么原则的问题和违纪的问题”。罗林让老师把他和杀死父母的孩子联系不到一起。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13岁的少年,在老师眼里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坏孩子,即使有点毛病,也和普通学生一样,而对于这样的孩子,老师当然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少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然而,他的老师虽然茫然,但少年的心理并不是这样的简单。13岁的少年,心智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却完全知道怎么掩饰自己。因为13岁的少年,已经初步构成了自己的心里世界,在他们的心里,有着巨大的镜像储藏量,而平时看的书或视频,就是他们镜像积累的原始来源。

因此,对于老师来说,看不出孩子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孩子已经学会了怎样掩饰自己,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掩饰逻辑,而从青少年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正是这套掩饰的逻辑,才使一些少年的心理深不可测。

因而从心理学上也可以说,孩子心理的演变过程,是成年人永远都无法看到的,但是,任何变化都有其外因的巨大作用。13岁的罗林,曾偷家里两万块钱,在他的小伙伴中讲排场,当“大哥大”,这个发两百,那个发两百,剩余的,就用来请吃饭、上网玩游戏。

因而,他想当小伙伴中的“大哥大”,其实就是某种心里镜像的现实反照,然而,网络游戏所能给他的指导,就是杀个人递上“投名状”,以奠定他在小伙伴中的地位,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而这就是“大哥大”所谓的威信所在。

而在日常生活中,罗林的家庭对他的行为是如何反应的呢?可以看出,他的家庭对他并没有施以严教,而是以所谓的“宽容”取代一切,然而,就是这样的“宽容”,却使已经显现的问题失去了边界,一切都以模糊的状况存在着,一切都以失去了家庭教育原则的形式继续存在着。

因此,罗林的生活经历,和他的心理变异,其实就是他互为因果的双刃剑,生活经历是他的一个成因,心理变异是他的一个结果,而当这一切贴合在一起时,也就潜藏了最大的不确定性,即使不去杀自己的父母,也是一个潜含危机的少年。

人们都明白,由其是对于青少年而言,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起辅助作用,但是,人们也更明白,在内因一定的情况下,外因就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就解释了那么多青少年都有大至相同的心里世界,但却只有极个别如罗林这样的人才忍心杀害自己父母的问题。

因此,对于少年的教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表面问题,更不是一个看着好就是好,或看着坏就是坏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懂得了掩饰自己。而在这个阶段,外界的精神供给,与家庭的教育原则,必须要相向而行,不可偏重于哪一方面,否则,少年的心理变异,就可能发生在眼皮底下模糊的边界上,和所谓的“宽容”上。

 


“厉害了我的国”还能说吗:中国的表达,不必取悦他国的耳朵

“厉害了我的国”,这种“厉害”表现为国家实力来说还是有所节制。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在综合实力、经济规模、产业链、科技链上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宣传一下,对国内老百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但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厉害了我的国”而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敌对,他们对中国的警惕其实是结构性的,由于中国对外的声音往往是一元化的,这就使得外国人听到之后可能觉得比较刺耳。(新浪新闻11日)

“厉害了我的国”,这种语式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但它的根本底气,来自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不用这样的语式,也会生发另一种自豪的表达,因为底气的存在,自可迸出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而每一种表达方式,其实都是一种客观的自信。

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是客观的,这不以个别国家的意志为转移,而中国的“厉害”,也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厉害,这种“厉害”的含义是多元的,更是立体交融的,其中既有经济规模上的自信和对未来发展方向上的自信,也有制度上自我选择的自信,当然更有文化上的自信。

因此,中国人能不能说“厉害了我的国”,并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实力能不能支撑的问题,显然,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使中国各方面走进了新时代,而到底该怎样表达这一切?其实,这不应当由其他国家来决定,中国的声音就是中国自己的声音,这不应当由别人来定腔定调。

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来说,价值观的存在,就是碎片化的存在,其价值衡量的标准,总是一事一尺度,甚至是一时一尺度,从来没有凝聚到一个国家的高度。无论是从法律的价值取向上,还是从立法层面先前的酝酿导向上,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这从一些国家的州立法上都可以明显看出,而各州之间的文化差异就更大了。

而在中国却不一样,五千年的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一脉相承,后来的多种生发,都来自于同一个源头,并在价值判断上凝聚于同一价值观,这就使得在发展中的万变,不离于价值观上的其宗,换言之,发展的基因中,这些已是中国文化早已注定的一切,即不变的中国心,与不变的中国烙印。

而“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民族骄傲的自发体现,这是中国人在相同价值观之下凝聚力的表达。尽管一些国家听到之后可能觉得比较刺耳,但中国人的表达和中国人的声音,并不是为了取悦于哪个国家的耳朵,而是自己情感抒发的需要。

因此,中国人也没有必要为了谁而压抑或改变自己的表达方式,“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表达很恰当,当然还更可以“言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舞之蹈之”。而对于个别国家所谓的“刺耳”,只能说,多听听多看看,习惯成自然。

 


穿纳粹军服在烈士陵园拍照:仅是拘留,处罚太轻,立法层面,需要跟进

一网友反映,有人在杭州烈士陵园穿着带纳粹标志的军服自拍,这不是亵渎烈士是什么?对此,杭州网警 11日回应,目前属地反馈,人已找到,照片中的涉事男子以寻衅滋事刑拘,具体情况等属地官方发布,感谢网友的监督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新浪新闻11日)

看一下过往新闻就可发现,在一些烈士陵园,这类事件常有发生,每次都会引发社会热议。虽然人们对这些人非常痛恨,但从法律层面却难以给出更严厉的处罚,充其量最大也就是处以刑拘而已,但这样的处罚,很难从根本上遏制这类事件的发生。

烈士陵园是人们瞻仰国家英灵的地方,其庄严肃穆的环境,也是人们寄托哀思冥想历史的必然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社会核心价值观会得到再次升华和精神化普及,从而使每个人都感受到国家的历史,和未来的方向,这既是信仰的需要,也是精神的寄托。

但近些年,却总有一些人在烈士陵园做出伤害民族信仰人的举动,从网友的举报与反馈中可以看出,后面的跟帖全是严厉的谴责,但也显出一些无奈,因为从目前法律层面来讲,还不能给出人们希望的处罚结果,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人们产生无奈情绪的根本所在。

20185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将崇尚和捍卫英雄烈士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到了国家法律的高度。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这类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发挥法律指引和规制作用,教育和引导全社会要弘扬社会的正能量,这是法律的必须之为。

但也应当看到,对很多这类事件的处理,其结果都是按寻衅滋事罪处罚,而这样的适用法律,与人们的期望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为这样的法律适用显得过轻,而且也没有体现出完整的法律对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认为对这类事件的处理,只能是隔靴搔痒地停滞于这个层面。

显然,其中的问题还在于立法的滞后。法律是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但却不应一成不变,社会的发展意味着多维度的变化,而法律本身也应当充分适应多维度的变化,这其中,立法是实践的先导,有什么样的立法,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导向。

因而,对于烈士陵园出现的这类事件,从立法层面应当有着动态化的回应,这不仅是对现行法条的补充性回应,也是对民众期望的根本性回应。在这类事件上,寻衅滋事罪有它一定的适用性,但显然还缺少完整性,而对于这种现实的缺憾,其实也是对立法层面提出的现实要求。
 


权健帝国,轰然倒塌:冰山之下,藏着什么?

这两天,在朋友圈刷屏的丁香医生文章《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将权健集团带入了舆论漩涡。文章揭露了权健集团旗下多款产品涉嫌违规销售,还有传销嫌疑。通过商务部网站查询发现,权健作为直销机构,主要卖的是化妆品,在为他人治疗癌症过程中,甚至把自家的化妆品当药品,给患者缓解症状。(央广新闻1228日)

自丁香医生发布这篇文章之后,引发了人们对保健市场的热议,其中人们感受最大的就是保健市场的坑多水深。这次曝光出权健的治癌鞋垫,和治癌的化妆品,听起来很奇葩,但却在市场上流行了很长时间,并且,这类奇葩的东西并不止权健一家,可以说,每个社区都有人给老年人洗脑后卖这些东西。

甚至,在一些小区还有人常年包下广场的固定位置,每天给老人免费测血压,而其中的规律是,只要一测血压,就一定能测出一堆意想不到的病。而后,这些穿白大褂的人就会推荐诸多莫名其妙的药,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并说明这只是一个疗程。而再过几天,就会有更深的套等着你,如果不是子女及时发现,这样的老年人甚至将存折里的钱,全都用在“保健”上。

因而,权健这家公司,是一个典型,但却不是唯一,很多公司或机构,打着保健的幌子,挣老年人的钱,甚至是直接骗老年人的钱,这已不是新鲜事。而这次,权健公司之所以引发大面积发酵,其实不是因为它的治癌鞋垫,和治癌的化妆品,因为类似把戏其它公司也在社区内上演,而权健公司被大面积发酵,其实就是因为丁香医生那篇文章的导火索。

但问题来了,社区正规保健所的医生平时为何不给老人们讲一些保健常识呢?其实,这就是根本问题所在。社区的正规保健所,看似正规,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中的保健医生与一些所谓的保健公司,本身就存在着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联手行为,只是不直接出面而已,当然不会揭穿其中的骗局。

因此,丁香医生的文章《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将权健集团带入了舆论漩涡的同时,也让人们有机会看到,漩涡之下的水有多浑,坑中坑有多深,套中套有多狠。而另一方面,对于社区居委会来说,就真的不知道这样的骗局吗?而这,只能是一个他们用良心才能回答的问题。

目前,相关部门已对权健公司展开全面调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不应当是整个事件的句号。因为从后续报道可以看出,权健公司的行骗路径几乎全部都伏设在社区中,可想而知,如果得不到社区的暗中放纵与保护,是绝对不会发展到如此规模的。因此,相关部门不仅要对权健公司展开全面调查,而且还应当对它们生存的土壤深入调查,这样,冰山之下的一切才会浮出水面。

 


仿真枪案再审,无期变7年:与“天津大妈案”有何不同?

——仿真枪案再审,无期变7年:社会需要一个标志性案例

20181225日圣诞节,刘大蔚走私武器再审案宣判,刘大蔚从无期徒刑改判为73个月有期徒刑。20147月,时年18岁少年刘大蔚,用打工挣来的3万余元网购了24支仿真枪,后该批枪形物被海关查获;同年9月,他因涉嫌走私武器罪被批捕。20161018日,福建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认为“原审对刘大蔚判处无期徒刑,量刑明显不当”,称将由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华西都市报1225日)

在之前的再审庭审中,各方都阐述了己方的理由,而从各方的角度来看,也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切入点,所拿出的依据虽然都能说服一些人,但是,就各方而言,谁都没有拿出令所有人都没有争辩的依据。也正是因为如此,本案才有了更多的可能走向,与辗转空间。

到底算不算玩具枪,这只能依法界定,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就目前的法条来看,并没有拿来就可用的条款,而最终的解释依据,还是两高发布的《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而这基本上是一种原则性的依据,其中的量化标准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而这些要以争议的地带,既是控方的辗转空间,也是辩方的腾挪区域。

刘大蔚这起案件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热点,乃至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其关键索引有两个,其一,是“天津大妈”案件的翻转,这起案件从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改为三年有期徒刑,三年缓刑。而人们从中读出的是,对于涉枪案相关的法律认定过程本身还在存在着较大的模糊空间,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使在结果上存在着更多的可能性,因而可以说,人们更多地是在通过此案来关注法律认定过程本身的变量到底有多大。

其二,人们对是对于刘大蔚这起案件的关注更是出于对2018328日,两高发布的《批复》的法律实践的观察。因为在两高的这个批复中,可以明确看出其最终的导向意义,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严厉打击。

但严厉打击的意义如何从看不见的文字里表现呢,换言之,它法理逻辑的形成在哪呢?其实,就在于涉枪案对社会潜在的巨大的危害性。而从刘大蔚这起案件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因为刘大蔚所购买的24只“枪”中,有很大部分都是可以便捷改装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枪”以玩具的属性散存于社会,那么就会有人将之方便地改装成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其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但这会有人追问,“天津大妈”的案子为何就能翻转呢?这是问题的本源,即同样是“玩具枪”,但它们的赋能基理是绝然不同的,有的玩具有较大杀伤力,但受制于材质的极限而不可能再给予升级式的赋能,比如一只塑料坯料的枪,再怎样改装也不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枪。

而对于刘大蔚这起案件来说却不是这样,因为他定购的24只“枪”,其中一部分都是钢质材质,完全可以通过改装达到真枪的杀伤力,而且,国外卖家给出的真实参数,也正是像刘大蔚这类买家内心需要的参数,从这点来说,这就是刘大蔚案与“天津大妈”的根本不同之处。

也许大家还记得很多地方的打黑案,其中涉及的枪只,有很多都是由刘大蔚这样的“玩具枪”方便地改装而来,。而这显然潜含着对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巨大危害,将来的受害者,可能是每一个人,也可能是每一个人的家人,或校园里上学的孩子。

这次,刘大蔚从无期徒刑改判为73个月有期徒刑,对此辩护人说,“作为辩护人,我坚持认为,无罪理由非常充分。”作为当事者的辩护人来说,这样的表达没有问题,因为他的角色就是法律赋的,况且,也还存在着另外路径的变量,而从社会角度来说,更需要一个标志性的案件作为参照坐标。

 


禁止员工买苹果手机:中国品牌,靠的是实力,不需要小家子气

近日,浙江一企业宣布:员工禁买苹果手机,违者失去晋升机会。通知中写明:公司及公司员工禁止购买苹果产品,违反员工将失去晋升机会,以及取消相应的补贴。同时鼓励员工买华为产品。管理层,公司给与发票票面价50%的补贴;员工如果已有苹果产品,弃用苹果支持华为,给与25%补贴;普通员工给与20%补贴。有许多网友纷纷点赞公司领导。(新浪新闻1224日)

这家企业的通知,收获了大量的点赞,足见其契合了很多人的国货情怀。而对于这家企来说,也不会白白收获点赞,从这则通知的承诺中可以看出,确实要付不小的成本,从20%50%的补贴,也不是个小数目,这样的补助,确实有魄力。

但这真的就是国货情怀吗?从每一个消费者来说,当然都希望选择自己国家的产品,但这只是选择的一个层面,而消费者更有着自己的使用偏好,这是一个更高的层面,其中既有对品牌的习惯性认知,也有对操作体验的先入为主性依赖,而这两项交织在一起,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些年来,国产手机发展的不错,从全球销量上讲,并没有输给那些国外品牌,但实现了这样的快速发展,根本上究竟依靠的是什么?显然,依靠的是技术上追跑,再到技术上的并跑,然后进入了一些方面的领跑。

可以说,中国品牌在发展过程中,注入了诸多新元素,但唯独没有注入的就是对他国品牌的情绪化歧视。因为这对于中国品牌来说,实在没必要这么做,同时,从市场准则上来说,中国品牌更不会使出这样的路数,因为这不是中国品牌要做的事,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品牌有着强大的自信。

这家企业宣布:员工禁买苹果手机,违者失去晋升机会。从小范围来说,这样的通知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如果将之复制到全社会,哪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其道理非常简单,任何品牌的形成,都是市场的水到渠成,而不会是人为干预的结果。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情绪化的通知,真的对于国产品牌有好处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品牌,自有其独到的发展战略,这其中可以融入很多东西,但却不必贴上小家子气。而对于这家企业的通知来说,其实并不能起到什么大面积的正向效果,相反,这只会使人误认为中国品牌并不是靠市场打拼获得的。

因此,这家企业的这个通知,对中国品牌并不会起到好作用,只会让中国品牌感到无尽的尴尬,并削弱了自身本来就已经具备的含金量,这起到的作用,只能是负面的,这对中国品牌是一种矮化,并且,会给市场竞争留下好说不好听的话柄。

中国品牌的发展与巩固,靠的是强大的自信,和多年来的不断创新与交叠积淀,由其是在手机市场上,有目共睹的是,国产品牌越来越应对自如,越来越充满自信。而这些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综合成果,别人取代不了,别人更是拿不走。而这,才该是国货情怀的根本支撑点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