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不愿给权健做辩护:从法治角度看,并不是好现象

——律师不愿给权健做辩护:折射法治与道德观念的混淆

曾经的百亿“直销”帝国,在短短十余天间跌落了神坛。“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句无间道经典台词被网友用在了束昱辉与他的“权健帝国”身上。自17日权健实控人束昱辉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后,“权健”就成为了烫手山芋,让许多律师事务所避之不及。用媒体的话说就是:权健砸重金欲做无罪辩护,律师:不接。(新浪新闻110日)

权健公司打着直销的幌子,干着传销的勾当,在二者之间的转换过程中,填充的必然是罪恶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权健必须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而在目前的舆论语境中,道德已经给出了这个层面的审判结果,即在十余天间内使权健跌落了神坛,从而人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相信权健的一切,这是社会预期心理达成的必然共识与结果。

但是,在法治社会中,道德审判并不能取代法律审判,因为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社会若要获得实体正义,就必然需要程序正义作保障,而在这个过程中,辩护律师的社会职能,就是要尽最大的可能,为当事人做出最大化的辩护,尽管结果上并不一定成功,但这个过程却是不可省略的。

而在辩护的过程中,律师也并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的职业,同时,律师还是社会法制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其是辩护律师。换言之,作为一名律师来说,不管他是站在控方,还是站在辩方,他都是在充任着法制结构的必须部分,在律师身上,没有对错之分,没有先入为主,有的只是代表委托方,依法据理力争。

而对于权健公司来说,无论有多么深重的罪孽,都有辩护的权利,这既是程序正义,也是法治的精髓。而从更大角度来说,社会氛围也有义务为这种辩护提供最大便利,因为社会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评价,都不仅仅是来自于最后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更是来自于审理的程序与过程,由其是辩方与控方的博弈环节,会使人们看到更多的法理逻辑,而这本身就是一堂最好的社会法治实践课。

而对于“权健砸重金欲做无罪辩护,律师:不接”这种情况来说,如果一些律师仅仅是出于胜负角度来衡量的话,那么也无可指摘,更无可厚非,因为明知没有希望的案件,谁都愿意接,这从个人职业角度来说,是可以给予一定理解的。

但是,如果所有的律师都是这样的衡量理念,那其实并不是好现象。因为这说明在社会层面还存在着对辩护律师的极大误会与误解,甚至是曲解,由其是对于权健这样的案子,社会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道德抨击,而在这种氛围中,哪位律师若要为权健辩护,就犹如冒天下之大不韪,会被贴上“助纣为虐” “丧尽天良”或“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标签,可想而知,这种社会误解会给辩护律师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因而,对于“权健砸重金欲做无罪辩护,律师:不接”这种情况来说,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异形压力传导现象,这里面充满着对辩护律师这种法制结构必有角色的误解成分,也折射出社会某些层面上对法治与道德概念的混淆,而所有的这一切,反映出的则是,法治社会的建设,由其是法制与法治的常识性普及,任重而道远。
 


这名青年当“逃兵”,户口被写“拒服兵役”永久字样,该不该?

——参军,报国,光荣,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青春荣誉

付鹏飞,男,适龄青年,台江县南宫镇拥党村人。20188月自愿报名参军,通过征兵程序后到武警服役。入伍后,付鹏飞怕苦怕累,不愿受部队纪律约束,以种种理由拒服兵役。经所在部队做思想工作后,仍然拒绝服兵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决定对付鹏飞作除名处理。而付鹏飞所在的县公安局在付鹏飞个人户籍“服役栏”备注“拒服兵役”永久字样,两年内不得为其办理出国(境)相关手续。(新浪新闻110日)

在很多国家,服兵役是法律的必须,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要符合现行标准,就必须服兵役。比如韩国,20岁至28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服兵役,兵种不同,服役期限也不同,但期限最短的兵种也需要服役24个月。而对“蓄意拒绝服役者”则会被判刑监禁。

在中国,与韩国等国家相比,则显得宽松得多,因为中国是自愿报名参军,而对于大多数适龄青年来说,参军是为国家尽义务,这是宪法精神的体现。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则意味着享有军属的特殊光荣,对于本人来说,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青春荣誉。

而这位付鹏飞,各项条件均符合标准,并且已按征兵程序到了部队,而且,在训练期间还与部队签订了《依法服兵役承诺书》,但后来因为怕苦怕累拒绝服兵役,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失信行为,这等于是将国家的相关法令当成了儿戏。

因此,他被除名送回地方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处理,对他的处理共有九条,其中包括:三年内不得给予付鹏飞信贷优惠政策支持和利率优惠支持;不得录用付鹏飞为国家公务员;教育局在两年内不得为付鹏飞办理升学手续;市场监督局三年内不得为付鹏飞办理经商手续等内容。而其中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户籍被注“拒服兵役”永久字样。

对于这些处理内容,有网友提出,是否有些处罚过重?但其实,一点都不重,因为服兵役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一个国家的安全,是靠一代接一代的人义务付出才得以实现的,而在这其中,谁都没有特殊的身份可言,因为公民的身份都是平等相同的,因而,义务也都是平等的。

另一方面,公民享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从来都是相互对应的关系,既不存在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可能,也不存在只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的可能。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是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不管是任何人,想要享有完整的权利,就必须要尽到完整的义务。

因此,对于付鹏飞当“逃兵”之后的一些福利方面的必要压缩和限制,本身就是社会福利分配制度的一种公平结果。如果说,付鹏飞当“逃兵”之后,依然还可以享有与他一样的社会权利与福利,那么就是一种对全社会的不公平,因此,对于付鹏飞与他人之间产生的这种福利“差距”,反而是社会最大的公平所在。
 


整治秦岭别墅专题片:地理与人文,对国家有哪些重大意义

——中国南北分界线,其实是秦岭,中国大地坐标原点,距西安仅47公里

去年7月起,“秦岭别墅拆违”就一直是媒体热词。四个月后,这种热度达到高峰——中办、国办就秦岭别墅事件发出通报,并措辞严厉。这么一件大事,其查处、整治始末被拍成了专题电视片,当然值得关注。《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整治始末》,虽然片子并不算太长,信息量却相当之丰满。(新浪新闻110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秦岭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动植物科属繁多,很多珍贵植物在其它地方无法繁衍,即使引进,也只能以标本的形成存在。因而,整个秦岭和它所在的气候区位,决定了所属一切的不可替代性,秦岭,就是中国一个保存完好的自然基因库。

而秦岭的另一个标志,则是它的地理分界线意义,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分界是长江,长江以南是概念上的南方,以北是概念上的北方,但这只是一种行政意义上的划分概念。而实际上,秦岭才是中国地理意义上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

而在秦岭区域,还有一个概念必须要提,即“大地原点”,亦称大地基准点,是国家地理坐标——经纬度的起算点和基准点。大地原点是人为界定的一个点,是利用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的方法建立全国统一坐标系,也称为“1980西安坐标系”。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大地坐标系统。通过实地考察、综合分析,最后将中国的大地原点,确定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北流村,具体位置在:北纬34°3227.00″,东经108°5525.00″,而这个地方,距西安仅47公里。因此,秦岭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既是多重的也是交织的,其中既有环境方面的,更有自然地理及人文方面的。

在这一系列重要背景下,对秦岭的保护,就不仅仅是地域方面的意义,而是国家层面多种战略意义的体现。而《一抓到底正风纪——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整治始末》这部专题片,正是从更丰富的视角,解读了秦岭对国家战略的多重意义。
 


张扣扣死刑:如果上诉,将会给社会带来哪些借鉴?

——张扣扣如果上诉,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加深刻的法律与道德的含义

18日,张扣扣出现在汉中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法庭,在经过近8个小时的庭审后,审判长就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宣判,判处张扣扣死刑。应张扣扣在庭前会议的要求,此次庭审采用了图文直播的方式,公开庭审全过程。在提问环节,张扣扣说,1996年母亲被打死时,王正军用木棒打了母亲,“我全程目睹了”,最终导致其母亲死亡,“王家对我家的态度一直是蔑视的,王校军还挑衅我。”张扣扣一审被判死刑,当庭表示上诉。(北京青年报19日)

此案中,张扣扣连杀三人被处以极刑,这根本没什么悬念可言,因为从头至尾证据链完整清晰,并得到了多方的采信与确认,可以说,一切都是法律程序得出的必然结果,换言之,这个案子无论在哪里审,也无论过多少年再审,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对于社会来说,这起案件却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案件,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关于两个家庭关系的起伏变化。两家本是邻居,但因为一些琐事才发生了张扣扣母亲被打死的事件,而这个积怨,又构成了张扣扣故意杀人的最大动机,然而,之前的事实说明,有动机,并不一定就会实施。

因为张扣扣母亲被打致死案发生之后,王正军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处置,从法律上说,此案已经完结。而在此后的22年中,张扣扣虽然心存积怨,但并未形成明确的杀人之心,只是后来张扣扣发现“王家对我家的态度一直是蔑视的,王校军还挑衅我”,因而才产生了明确的杀心。

因而,从两个家庭如此的线性起伏关系来说,张扣扣杀人案,当初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不发生的可能。而在张扣扣看来,王家并未因打死自己的母亲而心怀愧疚,这是他的根本怨气,而促成并加深激化这种怨气的一个重原因,就是王家的蔑视与挑衅。因而从邻里关系层面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王家的冷漠蔑视与傲慢,才给自己埋下了后面悲剧的伏笔。

这次,张扣扣一审被判死刑,他当庭表示上诉,而从法律层次来说,上诉却很难改变即有判决,因为法律讲的是事实和法条,只要这些要件经得起推敲,那就不会产生任何悬念。但从和谐社会建设层面来说,却非常支持张扣扣的上诉,因为他所要讲的话,定然包含着很多邻里关系起伏与恶变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内容,正是社会所需要的稀缺内容,法律信仰是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但现实中的邻里关系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而对于这些内容,虽然平时我们也在讲,但从整体效果上说,却无法比拟于从死刑犯张扣扣的嘴里说出。

因为张扣扣的上诉,本身就是一种另外意义上的现身说法,它会给社会和公众提供更多的法律以外的解读视角,和更广阔的考察视域,这可以引发人们对人与人之间,以及邻里之间冷漠与傲慢的深入思考,从而在内心深处建立起相互之间应有的普遍尊重。而在这样的上诉氛围中,更多的社会个体,更多的社会家庭,更多的邻里关系,都会得到深刻的启发与教育,这对于和谐社会的进步,蕴涵着更加丰富的法律含义与道德含义。

 


联合调查卷宗丢失案:是对公众视线的重新定位和重新聚焦

针对网上反映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卷宗丢失等问题,近日,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纪开展调查,相关事实查清后将向社会公布。(新浪新闻18日)

重要案件卷宗丢失,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其关键点在于发生丢失的地方,恰恰是最高法,而在人们心目中,最高法是个严密而严谨的地方,即使是在以前没有摄像头的时候,也很难发生这样的事,而现在,摄像监控系统如此发达,出现了这样的“丢失”就更令人费解。

当初,“千亿矿权案” 卷宗丢失一经曝光,马上引发了社会的轩然大波,而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出来辟谣,说是找到了,但这个插曲还没有尘埃落定,就又有了新的曝料袭来,即有人拿出了更新的证据说明根本没有找到,并附加了视频说明,接着,相关部门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至此,事件历经了不可思议的大反转,才得以停止摆动。

因而,问题又回到了根本的原点,即这个“千亿矿权案”卷宗为何会不翼而飞?显然,这本根不是监控系统的问题,因为再好的监控系统,也会被内部的人想办法屏蔽掉,而“千亿矿权案”的现实重要程度,以及它重要的来龙去脉和法律定论,才是它被内鬼窃走的根本原因。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内鬼与“千亿矿权案”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关联,以及“千亿矿权案”究竟涉及到了什么人,才使内鬼有如此大的胆量,竟然在最高法里使卷宗蒸发消失?显然,这些问题才是所谓卷宗“丢失”的核心所在,而如果不能厘清这一系列问题,那么即使找到了卷宗,也会被认为仅仅是一个文件丢失事件的终结而已。

因此,如果仅仅将视线聚于“丢失”二字上,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视线的偏移,但好在这样种偏移很快就被纠正了过来。目前,由中央政法委牵头的多家单位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要将此事一查到底,水退了,裸泳者自然会露出真相,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视角与公众视线的重新定位和重新聚焦。
 


女儿遭同学辱骂不愿回家:仅靠爸爸的一片天,顶得住校园欺凌吗?

近日,一段郑州爸爸的视频爆红,其女儿在学校被人欺负不愿回家,他说:“已经给老师打了电话,我叫他们家长都过来,天塌了爸爸给你顶着。”原来,女孩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因为听老师的话记录了不达标同学的名字,被人记恨辱骂。她说,1214日晚上,有人用qq聊天软件从9点多骂到了11点多。(新浪新闻18日)

这位爸爸的此番话,引来了无数网友的点赞,而这些点赞,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态度的集中表达。在点赞的人中,也有很多家长,从留言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同学的欺凌。

然而,作为家长,虽然是成年人,而且自己都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对是非的基本判断,但是,却对未成年人的世界显示出了极大的无奈,在不少家长的心目中,校园欺凌已经成了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而这位郑州爸爸对女儿的一番言语,似乎让诸多家长找到了开解孩子心灵之锁的钥匙,甚至是找到了医治孩子心理创伤的灵丹妙药,进而,很多家长都在跟贴中更加表达了对这位爸爸的钦佩,和对自己孩子在受到欺负之后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唉叹。

然而,点赞归点赞,在现实的校园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校园本身也是一个小社会,在其中,总会有一些所谓的“熊孩子”欺负别人,而从这类新闻报道的结果来看,不但学校对这样的“熊孩子”没办法,家长也是没办法,即使是派出所也是无能为力。

所以,对于这位郑州爸爸的这番言语,虽然应当给予点赞,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广泛担心。这位爸爸说,“已经给老师打了电话,我叫他们家长都过来”。而这种办法其实是一种处理校园问题的常规办法,但实践证明,它起不到根本作用,即使有些作用,那也是暂时的,过段时间之后,一切都会变本加厉。

因此,校园欺凌,虽然是发生在孩子的世界里,但本质上,它也是一种社会综合性的问题。对于这种令人揪心的现象,社会不应当简单化解读,更不应当简单化解决,而让孩子家长以“爸爸给你顶着”这种方式来解决,其实,表出的更是相关部门全盘式的无奈,和家长彻心彻骨的无助。

对于这起发生在郑州的女儿遭同学辱骂不愿回家的同类揪心事件,其实在各地都有发生,虽然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温暖,父爱更是如山,都想为自己的孩子撑起一片不受欺凌的晴朗天空,但现实的严峻问题是,仅靠爸爸的一片天,能顶得住校园欺凌吗?

 


陈凯歌拒不道歉:身陷两难境地,还有平衡空间吗?

原告邱路光与被告陈凯歌名誉权纠纷一案,因陈凯歌拒绝履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2020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被告陈凯歌在《法制日报》、《北京晚报》、《作家文摘》向原告邱路光书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义务,邱路光申请执行。法院审理后判决: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陈凯歌在相应媒体向原告邱路光书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道歉信的具体内容由本院审核。(新浪新闻18日)

从此事来说,陈凯歌已经进入两难境地,如果道歉的话,那么就失去了名人所谓的范儿,而如果不道歉的话,也扛不了几天,因为在七日之内不履行判决,法院就要将本判决书主文通过上述媒体发布,相应费用由被告陈凯歌负担。

因而可以看出,摆在陈凯歌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按法院判决,在时限内履行道歉义务。但是,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不情愿的事,因为从他之前的固有态度来看,很难完成这样的自我转折,而如果这样的做了,显然是在折损自己的“锋芒”。

二是自己依然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等着法院在媒体上发布判决书,并负担相应费用。表面上看,这样的就对可能会保全更多的面子,但其实,这只会失去更多的面子,因为法院在媒体上发布判决书,本身就是对陈凯歌态度的一种认定,而对于这样的结局,对陈凯歌的今后并无益处可言。

因此,对于陈凯歌的选择来说,一个结局是失去,另一个结局是失去的更多。但在这之间,是否还存在着平衡的空间呢?其实还是存在的,因为对于这种名誉权纠纷案,法律本身也主张双方通过可以接受的形式和解,而这就是一种平衡空间的法律预存。

在这件事上,虽然法院已经有了明确定论,但这并不影响多种和解方式的形成,只不过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否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而如果通过私下坦诚的沟通,对方完全有着重新考量的可能性,而到了这一步,剩下的就是具体操作了。

不管最终是以何种方式,道歉都是必须的内容,但同时,“两害相较取其轻”也是一种自我衡量的标准,因此,在充分尊重对方意愿的前提下,一切皆有达成和解的可能,当然这体现的也是名人之间的智慧往来。

 


研究生跳楼身亡:导师的“压榨”能成立吗?不妨让子弹多飞一会

近日,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布信息称,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经纬,常年被其导师压榨,“几乎每年365天无休止,没有节假日,无偿地为导师陆琰君工作”,最终,于20181213日跳楼身亡。而在稍早些时候,同济校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关于学生跳楼是否与导师“压榨”有关,目前仍在调查,“陆同学的导师陆琰君确实还在国外,学校已经劝其立即回国,同时在考虑派人前往国外开展调查。”(新浪新闻17日)

从类别上看,这条新闻有些曾似相识之感,就在去年的今天,一篇《寒门博士之死》引发社会热议,内容是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杨宝德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周老师,我还在实验室,下午过去找你。”后来,他被发现溺亡于西安灞河中。

而杨宝德的女友认为男友的自杀与他的博士生导师周某有很大的关系:“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做出了轻生的行为”。

杨宝德女友曾在微博上发长文,声讨其博士生导师周某是酿成此悲剧的罪魁祸首,并贴出二人聊天记录作证。但此事已经过了一年,也未见权威部门给出根本定论,足见其复杂程度不同寻常。

而对于刚刚发生的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经纬跳楼身亡事件,其背后到底是否与导师“压榨”有关,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说其复杂,根本上在于不管在哪所高校,也不管在哪个专业,为自己的导师拼命工作,已经是学生的一种标志性常态。

因为学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导师的态度,而且,这是一种自由裁量幅度非常大的评价权,如果导师给出好评价,一切则顺,而如果导师没有给出好评价,则一切都是未知,学生的学业极有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但是,对于同济大学研究生陆经纬跳楼身亡事件来说,以现在所公布的信息为前提来看,“压榨说”还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情绪性说法,因为这还没有得到导师陆琰君的正式回应,而逻辑的建立,必须在依靠于双方的声音,而不是靠单方的说法。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陆经纬拼命地为导师工作,并留言给导师“我去跳楼了”,但这仍旧难以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给导师拼命工作的学生并不少,但因此而跳楼的却并不多,因而,因与果的必然关系,还不能就此断定。

所以,在承认了一些导师普遍给学生压力过大的现实下,也必须要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学生的心理抗压能力是否就真的这样脆弱?显然,这是一个必须要厘清的问题,否则,学生与导师之间,就会形成深层的对立,而这对于完成学业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普遍性潜在问题。

可以说,在现在社会中,压力无处不在,而对于在读的研究生们来说,更是承受压力的至高点。但是,完成学业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学习承受压力的过程,而如果将学业与压力截然分开,就犹如将寒窗苦与梅花香断然隔离,对于学生来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对于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经纬跳楼身亡事件来说,社会要反思的问题应当有三个:一是导师让学生无休止地工作,这种现状应当怎样改变?二是导师对学生的评价权应当怎样防止私有化,是否应当上升到制度建设层面?三是一些学生的心理为何如此脆弱,对学生的心理教育课,是否应当提升到教育大纲中?

所以,这起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经纬跳楼身亡事件,令人扼腕,但背后的原因,就目前来说还不足以得出可以说服众人的结论,一方面是因为导师陆琰君还没有给出可以参考的正式回应,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关部门还没有从以上三个问题的角度给出深入的综合分析。因此,对于这起事件,并不能轻易定性为“压榨说”,不妨让子弹多飞一会,这样才会离真相更近。

 


权健公司18人被拘:“受骗者”值得同情吗?

——权健公司18人被拘:受骗者成了施骗者,他们值得同情吗?

11日,天津市公安机关对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12日,对在权健肿瘤医院涉嫌非法行医的朱某某立案侦查。截至17日,已对束昱辉(男,51岁,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对另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取保候审,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新浪新闻17日)

权健公司能疯长到这么大的规模,最关键一点,就在于将所有的产品包括鞋垫在内,都渲染成了包治百病的产品。而对于被骗者来说,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他们对于骗局的识破,确实有着力不从心之处,因为直销与传销对于他们来说还无法分清,而权健公司实施的洗脑,更使他们模糊了本质的区别。

因此,在一定程上,对于这些中老年人应当给予一定的同情,但在实际情况中,却又不是这样的简单。因为这些被骗者,一开始确实属于上当受骗,但被骗之后,他们为了捞回血本和挣更多的钱,也会发展下线,而从此时开始,他们的角色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即从一个受骗者,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施骗者,而既然他们有了这种角色的改变,也就不该再得到社会的同情。

从以往破获的一些传销案可以看出,一些被骗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掉进了坑里,但却要拉来亲朋好友往坑里跳,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多找几个垫背的亲朋好友,自己才能踩着他们的肩膀爬出坑。显然,在这些人心目中,已经没有了道德与亲情可言,有的只是拼命地拉垫背,将亲朋好友置于火坑之中,因此,对于这种所谓的受骗者,他们根本不配得到社会的任何同情。

然而,在现实中却又恰恰相反,因为社会往往会对这些所谓的“被骗者”给予过多的同情,貌他们才是唯一的受害者,而实际上这就是混淆了他们的角色性质。明明已经参与了骗局,还能以一个被骗者的身份套取社会同情,这显然是由于社会同情者概念的模糊造成的是非不分的结果,而从法律上说,这样的人,也是传销案的实施者,同样也要得到法律的严惩。

另一方面,如果对这样的人给予了同情,那么就等于变相支持了他们,因为“同情”使他们仅仅成了受害者,但却掩饰了他们施骗他人的犯罪行为,这也是一种变相纵容,因此,这种同情是不该给予的,同时,也是必须要治罪的。

这其中的法理很明确,如果被骗者没有发展下线,那么就是一个纯粹的受骗者,这是一个基本的性质区别,而发果发展了下线,哪怕只发展了一个垫背的,那么就发生了性质的改变,即成为了传销组织的施骗者,而对于这种情况,其实没有同情可言,承担法律责任是,是他们行为的题中之意。
 


流浪狗咬伤人,“爱心主人”被判赔三千七:这样的爱心,冤不冤?

——社会爱心理念,也要在法律规范中进一步提升

湖北十堰男子周某长期为流浪狗提供食物,结果流浪狗将他人咬伤。法院审理认为,流浪犬长期滞留其庭院,视被告为主人。被告未驱离流浪犬,客观上已成为流浪犬实际管理人,判决周某赔偿3700余元。(新浪新闻14日)

不管在哪座城市,都可看到很多流浪狗,于是一些人给它们定期投放狗粮和饮用水,对于这样的举动,当然是一种爱心的体现。而很多地方也已经成立了这样的志愿组织,志愿者们每月提供一些钱,以实施爱心行动,这应当得到人们的认可。

但对于湖北十堰发生的这件事来说,却有所不同,因为这只流浪犬长期滞留其庭院,这本身就是一种既成事实的收养结果,而在这个前提之下,必然就会产生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当狗咬了人时,周某就有义务处理后面的事宜,这是不能推脱的法律责任。

如果换个角度举个例子就能清晰地理解其中的法理依据,比如,某好心人在街上领回一个乞丐回家,长期给他吃给他喝,但如果这个乞丐不巧生了病或出现了意外,那么,这个好心人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担负对这个乞丐的责任,因为当你领他回家的时候,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接过了社会责任。

而之所以发生在湖北十堰的这个法院审理,会引发人们的强烈争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爱心”二字上。爱心到底是什么?在一般情况下,爱心是指善意的初衷,和一定的实际行动,但爱心并不仅仅指的是给吃给喝给住,而更重要的是敢于并有能力承担应有的社会与法律的责任。

有人说,如果这样较真的话,那么“爱心”的门槛儿是否太高了?但客观地说,“爱心”确实存在着门槛儿,其中的根本原则,就在于自愿接受社会责任之后,就要认真履行道德与法律的义务,不能因为有爱心的初衷,就屏蔽掉所有的现实风险,而避免风险的发生,本身就是爱心的合理且必须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很多国家,人们在施以爱心的时候,并不主张己力而为,而是要依靠于专业化的社会机构,并且这样的社会机构,也要接受严苛的社会监督,社会的监督者,决不会因为机构的爱心初衷,而放松对其长期过程的时刻监督。

而从社会监督者的角度来说,对人或动物的爱心看待,首先就是以法律层面的视角来看待与评估,在看到完成了法律义务之后,才会给予道德层面的点赞。而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当一个人表现出爱心初衷的时候,社会马上就会给出极大的赞许,而当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又会马上追以极大的谴责。

显然,这种相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对爱心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在目前人们心目中,感性认知多于理性认知,眼前评估多于长远评估,道德层面的审核多于实施能力层面的审核,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爱心的行为之下,忽略了对法律义务与社会责任的确认。

因而,湖北十堰的这起法院审理,给予了社会这样的启示,即社会确实需要更多的爱心,这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但爱心是需要实际能力支撑的,它决不仅仅是一种善意的初衷就能涵盖的。这里面的责任与义务一定要清晰无误,并应当得到法律的进一步确认,换言之,社会爱心的理念,也要在法律的规范与导向中,进一步提升。